诸葛亮这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有关于他的故事，神话般地被人民群众传颂着。无疑这是因为他自二十七岁出山辅佐刘备南征北伐，创建蜀汉政权，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也不容否认与他事君忠勤，为官清廉的美德有关。为继承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为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我们研究诸葛亮的品德和工作作风，为了知人论世，并及其家族和家族之风尚，这样将会使研究更全面一些。所谓家风，是指家族成员的道德风貌和相沿成习的家族传统。诸葛亮的家风又是怎样的呢？
一
诸葛丰是琅琊诸葛氏家族中最早的一位显赫人物。《汉书》云：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后被敢言朝政的同乡名臣贡禹举荐为侍御史，汉元帝时任他为司隶校尉，“嘉其节，加丰广禄大夫，时侍中许章以外属贵幸，奢淫不奉法度，宾客犯事与章相连。”一天，诸葛丰正准备上书奏事，纠举许章的不法行为，路上适逢许章，诸葛丰当场给了许章一个难堪。许章是皇帝亲信，当即跑到宫里去向皇帝进谗，皇帝偏信护亲，“于是收丰节，司隶校尉，去节自丰始。”（《汉书·诸葛丰传》）
诸葛丰，作为司隶校尉，他的职责就是纠举官吏的不法行为，然而在封建社会，执法如山是行不通的。他又做事认真，忠于职守，以法为准，不计个人得失，再三上书言事，多次得罪皇帝和权臣，致使连连削职，恰又“不知好歹”，最终落了个削官为民“终于家”的结果。诸葛丰这种秉公办事，不考虑个人私利的品德，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点迂腐。但正是这种“傻子”精神，才构成中华民族的美德和优良传统。诸葛丰虽不能为官而终，然却得到“名特立刚直”的社会赞语。历史上那些阴谋家、权臣、政客、贪官、污吏有的虽得世一时，或寿终正寝，而留给人们的却是遗臭万年的骂名。
诸葛亮作为诸葛丰后裔，在辅佐刘备期间，继承其祖传家风，执法从严，以法为准，“尽忠益时者有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三国志·诸葛亮传》）。他为政忠勤，上管皇帝一切政事，下到自校簿书及几升军粮。
诸葛亮和诸葛瑾，虽为同胞兄弟，然各仕吴蜀。无论是吴蜀联盟期间，还是仇杀阶段，兄弟二人各在吴蜀位及人臣，掌握大量国家机密，从不互为奸细。建安二十年，孙权派诸葛瑾出使蜀汉，与其弟诸葛亮都以公职身份相见，会谈结束，虽兄弟间多年不见，然不以私情相约（《三国志·诸葛瑾传》）。一次，诸葛亮出使东吴，孙权想把诸葛亮留下，托诸葛瑾当说客说：“卿与孔明同产，且弟随兄，于义为顺，何意不留孔明？”诸葛亮回答说：“弟亮已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这不往也。”（《三志·诸葛瑾传》）。有趣的是诸葛亮族弟诸葛诞仕魏通显，为镇东将军。建兴元年十月，诸葛恪修建东兴大堤，引起吴魏矛盾激化。诸葛恪和诸葛诞分别为吴魏统帅，展开了一场血战，二人虽是叔侄关系，然各为其主，忠于职守，奋力拼杀，互不相让。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不能不说是古代的美谈。
诸葛诞仕魏期间，忠于曹魏政权，对权臣深恶痛绝。因有碍于司马氏篡权，被司马昭攻杀。其子诸葛靓因出使东吴，未被捕杀，幸免灭族之灾。傅畅《晋诸公赞》曰：“吴亡，靓入洛，以父诞为太祖所杀，誓不见世祖。世祖叔母琅琊王妃，靓之姊也，帝后因靓在姊间，往就见焉，靓逃于厕中，于是以至孝发名。”《世说新语》也说“诸葛靓后入晋，除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晋武帝与诸葛靓是少年时代的朋友，而为继承其父忠于曹魏的气节，誓不见武帝，这种贞节之气，对于那些视官如命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唯其诸葛氏家族，忠烈之门，才有其风。
蜀汉景耀六年，司马昭派邓艾攻蜀汉，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军与邓艾交战，瞻败退至绵竹。邓艾派人送去诱降书曰：“若降者必表为琅琊王。”（《三国志·诸葛瞻传》）诸葛瞻不为官爵所诱，遂斩来使，后兵败与子诸葛尚皆阵亡。诸葛瞻父子的忠烈之风，“尽心所事”以身殉职的精神，深得民心。《华阳国志》云：“文立入晋，为济阴太守，迁太子中庶子。立上言：“诸葛亮等子孙，流徙中畿，各宜量才叙用，以尉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可见诸葛亮父子的优良品德和忠烈之风是多么深入民心，以致统治者用不用诸葛氏成了是否得民心的测验器。诸葛瞻父子的忠烈，干宝评论说：“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志，忠孝存焉。”（《诸葛亮集》）“忠孝存焉，后人奉为楷模。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正中是诸葛亮的贴金泥塑座像，两侧陪祀的是他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这正是后人对其祖孙玳忠烈之风的一种纪念。
诸葛亮和诸葛瑾兄弟二人虽长在东汉末年，可说是“出污泥而不染”。诸葛亮在蜀位极人臣，然为官清廉，不谋私利，除规定应享受的奉禄外，不另治家产，别敛民财，正如他自己对后主所说：“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据史书记载，诸葛亮死后确如所言。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为官，无私而来，清白而去，北伐途中，死在任上。“遗命葬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三志·诸葛亮传》）一国丞相，积劳成疾，哪里死哪里埋，坟墓仅仅放得下一个棺材，不仅没有殉葬品，还殓以时服，真是少见。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仕吴期间官至大将军，亦为官清廉，生活简朴，死时“遗命令素棺殓以时服，事从省约。”（《三志·诸葛瑾传》）兄弟二人一个素棺相裹，一个冢足容棺，皆殓以时服，其节约程度到了极点。瑾、亮二兄弟分仕两国，死后同样节葬，如果不用家传优良之风尚解释，何以能解释得通？这种葬事节俭的做法，在盛行厚葬久丧的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难怪后人一提起诸葛氏，便立即想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自己节俭，其家人也不例外。据《北堂书抄》卷三十八载，诸葛亮与李严书云：“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馀，妾无副服”。如果不是了解诸葛亮一生和整个家族为官清廉的人，是难以相信的，然而这却是史书记载，一千多年来无人提出疑义。
与诸葛亮相距时间不远的东汉大将梁冀可算是一个为官搜刮民脂民膏的代表人物了。据《后汉书·梁冀传》记载，梁冀和他的妻子孙寿，都穷奢极侈，携带财物到他家去请求升官和免罪的人道路相望。梁冀在洛阳周围霸占了许多园苑。“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后汉书·梁冀传》）梁冀被宦官捕杀后，其家产拍卖，值钱三十多亿，相当于东汉王朝半年的租税收入。而诸葛亮有多少家产呢？《北堂书抄》引诸葛亮《答李严书》曰：“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诸葛亮的这点家产是刘备平定益州，功臣受赐金银，诸葛亮也不例外，用其所赐仅购置这点田产，实在不算多。与梁冀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诸葛瑾的家产史书未载。但《三国志·诸葛瑾传》）中说到他的儿子诸葛融时有这样几句：“融父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生，“身无采饰”，死，“殓以时服，葬事省约”，可知他也是清廉一世，洁白一生，不另治家产的地主阶级中少有的一个官员。诸葛诞的家产史书也未有记载，我们从他深得民心，爱护士卒的事例中可以推知他也不会例外。《三国志·诸葛诞传》中说到：司马昭攻杀了诸葛诞后，“夷三族。麾下数百人不降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诸葛诞之孙诸葛恢“弱冠知名，试守即丘长，转临沂令，为政和平。”后调任会稽太守。太光初因政绩第一得到晋元帝的嘉奖，其诏曰：“……会稽内史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为诸郡首，宜进其位班，今增恢秩中二千石。”（《晋书·诸葛恢传》）从中可知诸葛恢也是一位为官清廉的官员。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多少官吏暴虐乡里，贪财害命，为所欲为，而诸葛氏一家的道德风尚，是多么可贵！
诸葛氏不仅报国忠烈，为官清廉，而且与朋友，信义，助人，亦有史可稽。诸葛瑾与孙权，从公而论，君臣关系，做到了忠；从私而论，朋友关系，做到了信。虞溥的《江表传》曰：“瑾在南郡，人有密馋者，此语颇流闻于外。陆逊表明瑾无此，宜以散其意。”这是说刘备东征伐吴，有人陷害诸葛瑾，说诸葛瑾是奸细，曾派人向刘备私送情报。对此孙权说：“子瑜与孤积事多年，恩与骨肉，深相明究，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江表传》）由此可知，非仁非义之事，非诸葛氏所为也。
诸葛亮与马谡是朋友，兄弟相待，北伐中马谡违亮节度，街亭失守，马谡畏罪潜逃，抓扑后病死狱中，马谡一家老小，皆由诸葛亮照顾，真是朋友之亲皆己之亲，其信义程度可见一斑。
《魏氏春秋》云：“诞为郎，与仆射杜畿试船陶河，遭风覆没，诞亦俱溺。虎贲浮河救诞。诞曰：‘先救杜侯。’诞飘于岸，绝而后苏。”生死关头，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自己“绝而后苏”，其风格够高尚的了。
忠孝节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诸葛氏一家是严格按照地主阶级的道德行事，家传祖教时刻不忘。《世说新语》记载：“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诸葛靓的这一对话，高度概括了诸葛氏家族的道德风尚。
在中国历史上权臣政客，一旦权力达到一度程度，便开始篡权。诸葛亮早年不求闻达于诸侯，是刘备求才心切，三顾诸葛亮于草庐，“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来研究诸葛亮的人对其隐居“不求闻达”的思想提出疑义，其实这疑义是不合于诸葛亮本意的。因为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不是一个贪权谋私的人。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成都，嘱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死后，后主刘禅能力有限，然而诸葛亮才高而不震主，功大而不凌人。正如晋人袁准所说，诸葛亮“受六尺这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矣。”（《三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按诸葛亮在蜀的威望，即取刘禅而代之，群僚百姓亦无怨言。《诸葛亮集》有《李严与诸葛亮书》劝诸葛亮宜受九锡，晋爵称王的记载，而诸葛亮答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诸葛亮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不考虑个人名位，全心全意地献身国家事业的胸怀是多少光明磊落。他只求全国胜利，与大家一起并升，共享光荣。
二
从文献看，琅琊诸葛氏家族有功于国。就时间来说，上自西汉，下至南北朝，历时四个朝代，前后五百多年；从人员来说，史书有记载的应有几十人，上至宰相，下至县令。偌大一个家族，几个朝代皆有显宦。史书并非一人一世修成，但是极少出现败类，个个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忠于职守。为国立业，公而忘私，不能不说是家传优良之风尚。
道德风范，在阶级社会里，永远是阶级的道德风尚，诸葛氏的家风，虽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封建社会而形成的，符合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标准，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但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必须继承这份遗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更加灿烂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生前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早在延安时期，他就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认这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因此，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应当给予批判的继承。
我们研究历史，比较法还是很可用的。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知良莠。我是相信历史上也有清官，现在也有污吏的。因此，对于历史人物及家族，同他当时的时代中的其他人物或家族相比较，便能判定出哪个好些，哪个坏些。我赞成范文澜先生的意见，他说：“如果某些封建统治者所行施的政治或法律，对劳动人民损害较少较轻的话，那种政治和法律就值得褒扬，因为比起乱政淫刑来，到底好了一些或好得多。同样，如果某个封建统治者的行为体现出某种封建道德，而其目的不是为了损害人民，其后果也不是直接为害的话，那个人就应该看作有道德的人，因为比起不如他的人来到底好了一些或好得多。”（范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人民的东西区别开来。”（《新民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我们研究诸葛亮，并及于家族，可知诸葛亮及其家族的道德风尚在封建社会是很高尚的。无论是从政忠勤的工作作风，还是为政清廉的道德品质，都给我们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中华民族的后来者发扬光大。
（原载《临沂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朱文民，山东省莒县人。中学高级教师，莒县政协文史研究员，中国古都学会理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员，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东夷古国专业委员会委员，沂蒙文化专业委员会委员。著有《刘勰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