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的事在地球人都知道。三国曹操也有干过这样的事，可是秦始皇和曹操都是“焚书”，其结果却是两个样，秦始皇为此留下了千古骂名，曹操为此却没被挨骂，烧出了好名声，为何？让秋雨给大家娓娓道来……
曹孟德与秦始皇的焚书不同，曹操在官渡所烧的不是什么圣贤典籍，也不是佛家经书，而是书信而已。
官渡之战，曹操大胜，袁绍仓惶败走，尽弃辎重和文书档案。曹操军士在文书中发现了许多朝中人士和军中将领与袁绍的往来书信，信中多有涉及机密，有暗通之嫌。左右谋士和手下将领纷纷建议曹操按图索骥，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而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一把火烧掉了事。曹操此举在《三国演义》中聊聊几行文字。《三国演义》的立场是所谓的扬刘抑曹，一直对曹操持批判态度，但曹操焚书又是官渡之战的重要事件，七分历史的《三国演义》不好忽略，只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三国志》和《魏氏春秋》对曹操官渡焚书却是大书特书。《魏氏春秋》以曹魏为正统，肯定对曹操的英明之举不会遗漏。《三国志》作为相对严肃的史书，对曹操此举也是极为看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说，曹操官渡焚书后“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认为曹操官渡焚书一举为后来荡平河北收取冀州，彻底解决袁绍势力铺平了道路。
曹操官渡焚书一举确是官渡之战的重要一环。官渡之战曹操打赢了两场战役，一是奇袭乌巢，截断袁绍粮道，致使袁绍不战自乱，从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这算是军事仗，曹操打赢了；另一场就是政治仗，曹操焚烧书信，不仅稳定了自己的军心，同时争取了河北人心，为在官渡之战后收复河北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础，这场政治仗曹操也赢了。官渡之战中曹操在军事上的胜利只是小胜，战役本身的胜利不是目的，只有赢得河北人心才算是最终胜利。从三国的历史来看，有三个战役至关重要。官渡之战，曹操消灭袁绍，统一北方，从而奠定了曹魏的基础。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火烧战船，阻止了曹操南下统一全国的步伐。夷陵之战，东吴陆逊火烧连营，遏制了刘备的扩张，致使刘备退守蜀中。三场战役最终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由此看来，曹操官渡焚书，虽然史书和演义只聊聊几笔，但其影响至为深远，应该算是三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曹操焚书，历史上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一般认为曹操此举证明曹操气度豁达，不念小怨，不计前嫌，算是一个大度之主。如果就此认为曹操是多么宽宏大量，那可就真误解曹操了。曹操自古以来号称奸雄，绝非善良之辈。曹操获得袁绍“军中书”，连看都不看就一把火烧掉，这其实很不符合曹操的一贯作风。官渡之战前不久，曹操曾在许都大破衣带诏事件，汉献帝密授国舅董承衣带诏，欲灭曹操，由于谋事不密为曹操所破，曹操将参与密谋的董承等人夷灭三族，杀七百余口。董承之妹是献帝贵妃，当时已有五月身孕，献帝乞求曹操留下董妃，待其分娩。曹操反问“欲留此逆种为母报仇乎？”，终将其勒死。参与密谋的马腾、刘备，虽割据一方不能捕获，但与曹操一生结怨。此时的曹操可算不上宽宏大量。按曹操的个性，在获得袁绍“军中书”后，可能有两种做法。一是按手下人所说，核对姓名收而杀之，这符合曹操本性，也是曹操熟悉的做法，此前就是按衣带诏上的署名将逆党一网打尽的。二是将信件秘藏，密而不宣。这一招更狠，可以待战役之后秋后算账，一一诛杀，也可以把这些密信当成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落下，把密信当作制约臣下的把柄。这也符合曹操奸雄的本色。曹操没这么做，而是选择了第三种做法，就是一把火烧了。曹操何以一反常态，忽然良心发现，大度起来了呢？
曹操焚书与曹操的器量和心地没什么关系，这只是一种政治考量，是政治手腕而已。政治很神秘，也是再简单不过的东西。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政治就是在得人，在得人心。在政治上历来把人分为敌、我、友三种力量。政治就是巩固自我，瓦解敌方，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力量。我方力量的发展，敌方力量的消亡，最关键的就是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中间力量支持谁，政治的天平就偏向谁。这就是政治的本意，知道了这一点就是成熟的政治人，而不知道这一点就是幼稚的。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自古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的不在少数。
曹操焚书的政治考量，实际上他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曹操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这里说的“他人”就是政治上的中间力量，实际上就是非袁非曹的中间地带。估计当时与袁绍暗通书信的不会是曹洪或者是夏侯兄弟，这些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死硬的曹派分子。这个中间力量包括两类人，一是汉室旧臣。曹操此时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丞相，打的还是汉的旗号。既然还是大汉旗帜，就不能是清一色的曹家班。这些汉室旧臣，不会完全唯曹操马首是瞻，对他们来说忠于的是大汉朝廷，而不管是曹丞相还是袁丞相。这些人当然是动摇分子。况且袁绍家族在东汉朝廷四世三公，所谓门生故吏遍天下，朝中的故友旧交自不在少数。战事一起，这些人通通信息，留条后路，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这些人虽说是动摇分子，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类人，相比之下就要下作得很。这类人就是所谓的墙头草，是骑墙派，哪边势力大就倒向哪边。这种所谓的软骨头，说起来人人不耻，但往往是多数派，就是这种人在左右朝局，不管历朝历代，也不管何时何地，这类人往往占多数。蒙古人、满族人打过来他们是顺民，日本人打过来是良民，虽称不上英雄，但也不至于当汉奸。这些人虽然在人品上很令人讨厌，但没他们还不行。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曹操说的“不能自保”的话确道出了实情。官渡之战，袁绍七十万大军，曹操七万，十比一，力量悬殊。大军压境下，汉室旧臣好说，毕竟是谁当丞相都可以充门面，苦就苦了那帮骑墙派，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将来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留条后路，偷偷向袁绍投桃报李。想起来这些人也真不容易，当初袁绍极盛之时，身在曹营心在袁，偷偷摸摸暗送秋波，等到袁绍大势已去，又担心书信凭据落入曹操之手，提心吊胆，估计是肠子都悔青了。可以想见，当这些人看见或听说曹操将所有书信焚烧一尽，肯定是心中郁结之气尽释，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些人惊魂初定之余，一是感念曹操的器量，另是定会大骂袁绍无德，居然将这些要命的书信留给曹操，即使袁绍将来还会东山再起，再也不敢书信往来了。说来袁绍确也不是东西，什么不好丢，单单将这要命的东西丢了，可见袁绍对人的不负责任，对政治的漫不经心，完全是公子哥做派。
曹操焚书与袁绍丢书，反映出二人对人心的两种态度，也反映出二人对政治的两种理解。其实整个官渡一役，看起来是一场军事较量，倒不如说是曹袁的一场政治角力。焚书是政治仗自不待说，乌巢劫粮虽说是军事仗，却也有政治因素。这个政治的因素，就是曹袁对待许攸的态度。许攸是官渡战役的一个关键人物。许攸与曹操和袁绍都相熟，此时为袁绍一方谋士，随袁绍军在官渡。许攸在当时是有名的智谋之士，但也有毛病，就是贪财，还纵容家属不法。许攸看到曹袁在官渡相持，为打破僵局便向袁绍献计，建议袁绍绕道直取曹操老巢许都，挟持献帝以令天下，但袁绍因许攸贪财不轨，不仅不听许攸之计，又默许审配将许攸家人下狱，迫使许攸转投曹操。与袁绍不同，曹操听说许攸来投，鞋子都来不及穿，赤着脚跑出来迎接，见到许攸“抚掌大笑”，大叫“天助我也”，可以想象许攸当时是什么心情。正是这个许攸，向曹操提供了袁绍的囤粮之所乌巢，并献计火烧乌巢，扭转了战局。以许攸贪财缺陷而不听其智谋之计，说明袁绍在政治上的低能和弱智。说来奇怪，不只是袁绍，历史上很多有大学问大来历的人都容易犯这种低级的政治错误。西汉末的大臣萧望之就是一例。萧望之是萧何后人，算是很有背景，而且是当时的大儒，身为帝师在朝廷举足轻重。萧在政治上的主要对手是后党和宦官两种势力，主要同盟应该是当时朝中的文官集团，他的政治策略当然应该是团结朝中大臣、孤立和瓦解政敌。但萧望之作为当时的儒学领袖，政治上有洁癖，不能容忍同盟者的任何缺点。当时大臣中有个叫张敞的人，是个有名的能臣，是萧望之最应该团结的外援。但萧望之听说张敞有一次在家里为夫人描眉，认为张敞行为不端，便反对张敞入内阁，后来萧望之独力应对后党和宦官势力，在后党和宦官的合力诟病中被逼自尽。可见政治上的洁癖比生活上的洁癖更可怕。
估计许攸的缺点不只是贪财，可能为人还很刻薄，所以处处树敌。在袁绍阵营里，审配和逢纪就视许攸为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后来在曹操阵营，许攸也很不受欢迎。官渡之战后，许攸时时处处居功自傲，言语尖酸，最不能容忍的是经常直呼曹操“阿瞒”，这令曹操手下将领们侧目。特别是曹操大军攻下袁绍老巢冀州后，入城时，许攸自言，不是我曹操怎么入得此城。《三国志》记载，有人将此言报告了曹操，曹操将许攸下狱并处死。《三国演义》则说，曹操手下许褚听许攸此言怒不可遏，将许攸头颅割下交与曹操，曹操还责备了许褚一番。可能是《三国演义》觉得，曹操刚刚还对许攸抚掌大笑言听计从，没过几天就将许攸逮捕处死，不合常理，于是作了文学加工，让许褚杀了许攸。其实《三国志》是信史，杀许攸的应该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本人。所以还是那句话，焚烧书信，接纳许攸，不能说明曹操是个厚道人，这只是政治手段。既然是手段，用完也就算了，杀许攸才符合曹操的本性。
话说回来，焚烧书信也并不是曹操的创举，之前一百多年，刘秀已经用过此招了。西汉末年，王莽称帝，犯天下众怒。各地刘氏后裔纷纷打出复辟汉室的旗号。刘秀此时就是刘玄朝廷的大司马，在河北一带扩充自己的势力。当时河北邯郸，有自称是汉成帝嫡子的刘子舆也称帝。由于刘子舆身份更为正统，所以一称帝便形成很大气候，发展迅猛。而刘秀初到河北，兵微将寡，所以刘秀帐下许多人也是脚踩两只船，纷纷为自己找退路，也是频频书信往来。等到刘秀攻下邯郸，灭了刘子舆，同样搜得信简。当然，刘秀也是一把火烧了。刘秀是东汉开国的皇帝，曹操毕竟名义上还是大汉丞相，时间过去也不是很远，曹操对先帝的言行事迹定会耳熟能详。我想，当曹操在官渡获得袁绍书信，应该马上想到了刘秀，照例依葫芦画瓢，曹操当时应象今天的人们一样慨叹，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