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邓世昌是一个人情世故通达的高级军官。
邓世昌是靠自己的业绩而不是留学成为北洋水师的重要将领，同赴英留学生们相比，他的年龄最大的，--留学生中最小的是后来大清最后一代海军军门：萨镇冰。同时，他也是唯一有社会经验的。在加入马尾学堂成为军人之前，邓世昌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港商，他的人情练达超过了他所有的同学。
他在北洋水师中，本来有着先天的不足。邓世昌是北洋水师舰长中唯一的非闽籍汉族军官。而福建人的排外，是连丁汝昌也头疼不已的事情。后来，直到抗战胜利，中国中央海军始终被冠为“闽系海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而邓世昌就能够和闽系军官们很好的相处，使他们能够对他较好的接纳。因此，他在同辈中才能够脱颖而出，丁汝昌对他倚若心腹，这可以从邓世昌的头衔看出来。
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的军官中，最高军官丁汝昌是海军中将-提督，以下是刘，林两海军少将-总兵，一般的舰长，都是海军上校（副将），比如济远的方伯谦，经远的林永升，军舰小的就更低些，比如超勇巡洋舰的舰长林履中，就是中校（参将），还有少校（守备）的，比如平远巡洋舰舰长李和。而邓世昌则比一般舰长要高，他的职务应该是海军准将（中军副将记名总兵），和杨用霖持平，地位仅次于李鸿章青眼关照的刘步蟾和林泰曾。而邓的致远巡洋舰属于轻巡洋舰（快碰船），其实档次低于邱宝仁的来远和林永升的经远，它们都是重巡洋舰（炮塔舰），邓能够得到这样的头衔，显然不是由于统带军舰的重要，而是因为他作为中军副将，带有参军长或副官长性质的职务和中枢更为接近。如果他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署理这个位置是很难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刘，林，邓，杨这四名优秀的中国第一批现代军官，全部在甲午战争中以身殉国。可见，在对军官的基本品质选择上，传统的教育和官僚体系，也自有它独到的地方。
真实的邓世昌同时又是一个勇敢而多少有些鲁莽的军官。他练兵有方，勤奋过人，是唯一不在陆上购置房产的舰长，出海常在大洋上作演习而闻名，他带兵非常严格，甚至近乎苛刻。在大东沟海战前，他正在受到审查，理由就是治军太严，而“鞭打士兵致死”。他带船多年，事故率在北洋水师各舰长中最高，他担任镇字号炮舰舰长的时候，曾经在风浪中把军舰搁浅，担任扬威舰舰长的时候，一次煤带的不足，在海上漂流了许久，一次因为不熟悉水情，螺旋桨叶片刮底受损。这些记录因为他另有敢做敢为的精神而没有影响他的升迁，但是作为舰长，邓大人也难辞其咎。
在水兵中因此称邓世昌为“邓半吊子”，意思大概是“太酷了”。北洋水师的官兵起外号挺有水平的，比如称方伯谦为“黄鼠狼”，就惟妙惟肖。
对邓世昌最后牺牲的描述其实并不十分清楚，比如他“扼犬浩叹”“义不独生”等等，都只能是当时救援水兵的印象，是不可能派记者潜到水下找邓大人核实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两个重要的细节。
第一，邓世昌的致远舰为什么会身负重伤，舰身倾斜。
那是因为邓世昌下令突出阵前，独自抵抗日军本队和第一游击队的几乎全部炮火。他并不是疯狂，而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当时北洋水师摆成的队形类似一个八字，旗舰定远在最前面，因此顿成日军集火射击的目标，北洋舰队没有想到日军炮火如此准确和凶猛，顿时被打掉了指挥部，全军陷入混乱。
邓世昌的致远在定远左侧后方，他的职务是“中军副将”，现在说法，直属队的指挥官，他和其他舰长不同的责任就是救护和掩护旗舰，面对日军的狂攻，他毅然采用了一种富有个性的做法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冲出队前，升旗吸引敌人火力。关于邓升旗的目的还有一些争议，但基本结论是他并不是要接管指挥，而是升起类似将旗，或者日本海军Z字旗那样的旗帜，表示挑战。
结果对致远舰是灾难性的，因为致远号属于英国制造的轻巡洋舰，装甲薄而机动灵活，拼防御力是它的弱点。但是，它的牺牲换得定远镇远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重整旗鼓，如果不是丁汝昌这时已经负了重伤，此战胜负还很难料。
邓世昌是尽到自己的职责了。
第二，邓世昌为什么去撞击吉野
弹药垂尽应该是文人的杜撰。真正的原因是邓世昌冷静的在采取里萨海战的撞击战术，这是甲午海战前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海战，也是最能参考的吧，那一战，意大利人就依靠撞击一举改变了战局--当然，邓世昌无从知道这也是海战史上最后一次成功的主力舰撞击作战。这表现了邓世昌优秀的战术素养，他的致远舰速度是北洋舰队最快的，而且船首下暗藏冲角，他也了解对手，所以直扑日本巡洋舰吉野，而不是比睿这种装甲舰，吉野是火炮射速快，但是装甲较薄的英国军舰，如果真的撞上吉野，他应该是比较有把握送它到海底的。
事实上十年以后，吉野号也的确是被撞沉的，它被日本海军自己的战舰误撞，立即就沉没了，邓世昌选择目标相当的冷静。
至于吉野号比致远号快，那不是问题，因为日军当时是首尾鱼贯阵，吉野是在队列之中，面对撞击它不能随便改变位置和航速，否则就有会和前后的日舰相撞的危险。这相当于一个死靶子！
确切的说，致远对吉野，不是“追”，而是“截”，所以，吉野就算快，也无法发挥它的机动优势。
邓世昌不愧是一个优秀的职业海军军官！
致远舰是功败垂成，传统认为它是被日军鱼雷击沉，而实际资料显示日军并没有在海战中发射鱼雷，当时的鱼雷水准很低，还不适合于攻击机动目标，中国福龙号雷击舰对西京丸的攻击也一样失败，此时的鱼雷，更适合攻击锚泊固定目标。由于致远舰沉没太象典型的中雷沉没，现在的普遍看法是日军炮弹引爆了致远舰的鱼雷。
致远的沉没，邓世昌不够细致的性格和战斗作风或许也起了一定因素。因为北洋舰队接战之前，曾经明令各舰把鱼雷投弃水中，以免殉爆，而致远舰由于某种故障，恰恰无法投放自己舷侧发射管中的鱼雷（致远水兵证实）。而邓世昌对此的反应是：随它去吧。没有积极采取措施排除故障，带着这个“危险品”就急切的投入了战斗，恰恰是这颗随它去吧的鱼雷，造成了致远舰的覆没。
也许真实的邓世昌，才是有血有肉的。对他的评价，还是让光绪给他写的诗句来说吧：“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邓世昌生于1849年，原籍广东番禺县，即现在的广州海珠区。广州是鸦片战争的发生地，当年英国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父老记忆犹新，口口相传，使邓世昌少时即有发愤为国的思想。邓氏宗词里有一幅对联：“龙跃云津凤鸣朝日，桂生高岭莲出绿波。”据传是邓世昌青年时代的手笔。从这幅对联中，可看出青年的邓世昌就具有崇高的情操和远大抱负，并以此而自勉。但是，对青年邓世昌一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寓居上海的一段生活了。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其父邓焕芬曾携邓世昌移居上海，使邓世昌更加认识到中国积弱的现实，感到触目惊心，不禁萌发出以保卫国家为己任的念头。他常到黄浦江边，看到外国军舰在中国海口任意进出，畅行无阻，慨然兴叹道： “中外通商日盛，外舰来华日多，中国的弱点都被外人探知，假使中国不用西法建立海军，一旦强邻挑衅，就无法对付了。”从此，他蓄志投入海军，这就决定了他后来所走的生活道路。有记载说邓世昌青年时“性沉毅，留意经世之学”。注7他从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爱国思想。
此后不久，邓世昌终于实现了投入海军的志愿。1867年，林则徐的女婿前江西巡抚沈葆祯拙任总理船政大臣，创办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和海军人才。当时，招收了广东籍的学生十名，邓世昌即其中之一。他入学时，已经十八岁，比一般同学要大三四岁。由于他学习目的明确，入学后各门课程考核皆列优等。清朝自筹办海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乃是一件新鲜事物，是六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洋务运动的产物。洋务运动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而重点又是“强兵”。福州船政学堂就是在“自强”口号下创建的。由于“自强”思潮的影响，船政学堂的学生是在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教学工作中，特别强调学生独立地掌握造船和航海技术，要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能管驾铁甲兵船，调度布阵”而“不藉外人”。有的官员对这批学生评论说：“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他可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备国家将来驱策。”四年的学堂生活，也对邓世昌爱国主义思想起了一定的培养作用。
但是，邓世昌之成长为一位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与他关心祖国命运和同情人民群众是相联系的。至今流传下来邓世昌青年时代的一首诗作：“南楼高耸入云霞，四面江山壮观吟，傍晚一城空寥阔，炊烟浓处几家人？”即反映了他热爱祖国壮丽河山和感叹帝国主义侵略下家园残破荒凉的思想感情。1887年，他从英国驾舰回国航经直布罗陀时，遇到一些被西班牙掠卖到那里的广东华工求见，恳请搭救他们。邓世昌对他们“食不饱，寒无衣”的悲惨境遇非常同情，答应携带他们回国与家人团聚。他对士兵十分爱护，故部下无不为之效力。在这次从英国驾船回国途中，有一名水手病故，按规定“病故者，近岸处必葬于陆，毋投入海；如距岸远，则亦无可如何”。当时英人琅威理以提督衔总理出洋接船事宜，若将水手病故事向他报告，“必令沉于海”。此时，水手们“咸代乞恩，毋投入海”。邓世昌决定自己承担责任，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亟令木匠备棺以殓”，以等靠岸时安葬。注11这样，使死者得到陆葬，也使生者得到了慰藉。他还处处以身作则，生活简朴，与士兵共甘苦，死后家无余财。当他牺牲后，连李鸿章也为之赞叹道：“不图近世尚有此人！”
邓世昌不同于那些志大才疏和夸夸其谈的将领。在甲午战争中，这种人是不乏其例的。例如吴大澂，胸怀爱国壮志，请缨出关，令人敬佩，但打起仗来却蹙脚得很，“弃冠脱剑无人惜”，倒成了诗人尖锐讽刺的对象；再如戴宗骞，于战争爆发后声称：“该族鬼蜮伎俩，本统领早经洞烛，倘仍妄思逞动窃发，必令坠我网罗，歼除净尽”，当敌人逼进威海时又提出“明日决前进三十里”的作战方针，高调唱得震天响，实际上既不团结士兵，又不切实筹备防务，结果一交战就迅速溃败，最后部下官兵全部逃散，自己也只好自杀了事。邓世昌是一位具有务实精神的海军战官。他虽然没有出洋留过学，但“西学湛深“，因为他从不放过一切学习作战技术的机会。1880年，他随督操丁汝昌到英国接船时，即利用工作之余暇，考察西方海军的发展情况，“益详练海战术”，因此大有进益。刻苦的钻研学习，使他掌握了精湛的海军业务技术。时人说他“精于训练”，“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镝，无不调令机宜”。李鸿章也极口称赞他“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他工作极端认真，兢就业业，“执事惟谨”，故人们称他“治事精勤，若其素癖”。很显然，如果邓世昌不是具有高度的务实精神，他也不可能为我们民族做出那样杰出的贡献。
邓世昌素有“忠勇”之称。他之为人，“英气勃发”，为执行保卫祖国海疆的任务而“衽席波涛，不避风险”。1875年，邓世昌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三千入侵台湾，他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为最后粉碎日本占领台湾的侵略阴谋做出了贡献。1882年，日本趁朝鲜政局动乱之机，企图出兵干涉。丁汝昌奉命率舰东渡援朝，邓世昌随行。他“鼓轮疾驶，迅速异常，迳赴仁川口，较日本兵船先到一日”，“日兵后至，争门不得入而罢”，挫败了日本的侵略计划。1884年，法国入侵台湾，攻陷基隆炮台，邓世昌又率舰南下御侮。其时，适奉其父邓焕芬去世，他以国家安危为重，不请假回家守孝，慷慨出征。1887年，当他从英国接船回国时，因途中操劳过度，身体虚弱，染上了时疫，仍然坚守岗位，扶病监督行船，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终将新舰安全驶抵中国。他还经常“在军激扬风义，甄别世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零涕”。从邓世昌的早期经历中，即可看出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将领。正由于他对祖国具有最深厚的感情，才能在严峻的考验中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
邓世昌作为一位民族英雄，主要是以他在黄海之战中英勇博敌的壮烈事迹而著名。他常对人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当日本侵略者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进行突然袭击而挑起战争后，邓世昌”愤欲进兵”，以雪丰岛之耻。他对部下将士说：“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这表明了他准备与敌决一死战的决心。可见，邓世昌是早有以身殉国的思想准备的。在黄海之战中，他指挥致远舰冲锋在前，有我无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下令“开放舰首尾英厂十二吨之大炮，并施放机器格林炮，先后共百余出，击中日舰甚多”。当北洋舰队一度背腹受敌而处境危急时，邓世昌激励将士说： “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于是，全舰将士同仇敌忾，拼死搏战，于“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鹜，独冠全军”。郑观应《忆大东沟战事感作》有“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致远鼓辑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的诗句，写出了邓世昌在炮火丛中勇抗强虏的英雄形象。
邓世昌在黄海中有两件事最值得称道：其一，他不是只考虑致远一舰的御敌，而时刻关心的是全军的胜利。海战进行两小时左右，北洋舰队处境极为不利，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吉野等四舰突然驶至定远前方，向中国旗舰进逼，企图施放鱼雷。定远的安危直接影响到全军的胜败，邓世昌为保护旗舰，毅然“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迎战敌舰，使定远得以转危为安，为北洋舰队最后胜利地击退日舰奠定了基础；其二，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临危不惧，从容对敌，为争取全军的胜利而宁愿牺牲自己。海战进行三小时左右，致远在激战中受伤多处，水线下进水，舰身倾斜，势将沉没。适在此时，日舰吉野驶近致远，邓世昌准备与之同归于尽，便对帮带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若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于是，“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不幸中途为敌舰所放的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舰遂左倾，顷刻沉没。“雷轰水底惊舟覆，血溅江山逐浪流！”邓世昌与舰同殉，为保卫祖国而葬身海底。在他壮烈殉国之后，光绪极为震悼，谥号为“壮节”，并作诗致哀，其中有“致远深沉第一勋” 之句，山东人民还集资在山东半岛成山头建邓公祠，在威海卫城的环翠楼上为他立像于中堂，以志永久的纪念。
当然，无容讳言，邓世昌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他的忠君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这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我们不可苛求于前人。类似的局限性，在所有古代的或近代的杰出人物身上都是存在的。有人把邓世昌怒撞敌舰讥为盲目蛮干的拼命主义，显然是错误的。邓世昌不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