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汉时颍川一代豪族众多，据日本学者鹤间和幸统计汉代关东豪族就有阳翟薛氏、原氏、褚氏、赵氏、李氏、郭氏等。Wiki了一下，汉时出自阳翟的郭姓有章帝时的廷尉郭躬“郭躬字仲孙，颍川阳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习《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诸为弘所决者，退无怨情，郡内比之东海于公。年九十五卒”“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后汉书•；郭陈列传》）。但是史书中并没有奉孝与此族关联的记载，私以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二者确无关联，另一可能性是出自此族旁支。
《资治通鉴》中关于奉孝出仕前与袁氏相关的记载：“操问彧以策谋之士，彧荐其从子蜀郡太守攸及颍川郭嘉……初，郭嘉往见袁绍，绍甚敬礼之，居数十日，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袁绍出身名门，袁氏一族四世三公（虽然五世而斩了），其手下谋士沮授“少有大志，多权略。仕州别驾，举茂才，历二县令，又为韩馥别驾，表拜骑都尉。袁绍得冀州，又辟焉”；田丰“初辟太尉府，举茂才，迁侍御史”；审配“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辛评辛毗兄弟“其先建武中自陇西东迁。毗随兄评从袁绍”；陈琳于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表个白，孔璋大人的文章写得太好了！！！）；崔琰“及长，诵论语、韩诗。结公孙方等，师丛郑玄。袁绍辟之”；许攸“少与袁绍及太祖善。初平中随绍在冀州，尝在坐席言议”；荀谌，文若四兄，出自荀氏；董昭“举孝廉，除瘿陶长、柏人令，袁绍以为参军事”，基本上其手下谋士要么出身世家要么就是茂才或孝廉出身已经入仕并且具有一定声望的，而没有明确记载的是出生颍川的郭图——又是一个颍川姓郭的有木有！！
好吧先把郭图放一边，我们来看奉孝。虽然奉孝君居数十日就离开，但袁绍对他礼遇有加“绍甚敬礼之”，结合袁绍“名声协会”的选材标准，当时并未出仕也未举孝廉或茂才的奉孝，能够得到袁绍“甚敬礼之”的待遇很有可能与其家世有关，前面已经排除了奉孝为郭躬嫡系后人的可能性，如若奉孝出身过低，袁绍对其的态度应当不会如此。出身田舍甚至是工商奴婢罪人之后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寒门之子的可能性亦不大。
《傅子》中记载“嘉少有远量。汉末天下将乱。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结英隽，不与俗接，故时人多莫知，惟识达者奇”，而“密交结”的对象应当包括荀氏叔侄、辛氏兄弟和郭图等人。郭嘉郭图同样出身颍川是否有亲缘关系暂且不论，荀氏辛氏皆为世家，而年方弱冠的奉孝君是如何“密交结”之的呢？可能有的人会说是在颍川书院，但是……“书院”之名始见于唐发展于宋，是宋代的地方教育组织，换言之，东汉末年的“颍川书院”是个穿越品。郭嘉结交英隽的地点应当是在官学或私学。
汉代官学分中央和地方两种地方官学始创于景帝末年的蜀郡，平帝元始三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设学：设于郡国为“学”，设于县为“校”，设于乡为“庠”，设于村聚为“序”。但是此项制度并未切实贯彻，汉代地方学校的兴办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意愿，因此地方办学并不普遍，即使是已办起来的学校也少有能维持长久，多是仅存虚名。由此，奉孝君于官学结交英隽的可能性较低。
汉代私学盛行，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教育发展状况的影响，汉代的私学教育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私学的师资教材没有切实保证，也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也因为这些限制性条件私学针对的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东汉末年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最不稳定的时期，朝廷极端腐败，宦官、外戚、世族之间斗争激烈，民不聊生，加上当时的选官制度，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家境贫寒之人根本没有通过学习改变未来的途径，造纸术没有推广印刷术尚未出现，书籍主要把持在世族门阀手中，私学主要针对社会中上层，求学之路艰难，即使学成也囿于官职而很难步入仕途。
郭嘉入仕之始是建安元年经由文若推荐给曹操，而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求贤令》颁布于建安十五年，虽说在此之前曹操用人就已经相当切实不拘一格，但在建安元年左右于谋士方面的用人私以为不太可能过于超前。
由此推理得出的结论：郭嘉虽非阳翟望族郭氏本宗出身但也非寒门，更不是农、工、商甚至奴婢罪人之后，最有可能的是出自世族旁支和普通大姓（这个普通是针对世族而言）。
以上，不敢妄称考据，只是某禅个人的一点推测，以此为砖，望能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