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时代商报》报道：在《苏家屯文史资料》第六辑上，刊载了一篇赵吉春老人的回忆，题目是《杨宇霆在张学良戒烟问题上大作文章》，里面谈到，1928年春，杨宇霆向张学良推荐了一个据说能帮张学良戒烟的人，名叫马天池(马扬武)。此人吹嘘说他从日本学了高明的戒烟方法，只要注射几支“戒烟针”，就可戒除烟瘾。刚一开始，果有“神效”，甚至完全可以不吸鸦片了，但随之麻烦也来了，鸦片是戒了，却离不开“戒烟针”了，每天得注射好多针，“甚至把整个后背全扎得青来紫去。”这才明白，所谓“戒烟针”，原来是比鸦片毒性更大的吗啡。这可倒好，戒了烟瘾，却染上毒瘾，张学良的身子更虚弱了。
每次注射时，马天池都在张学良的卧室里注射，但也经常到张学良的办公室去，如果张学良在，就问需要不需要注射，如果张学良不在，就和赵吉春等人搭讪，“边看桌上的材料、文件”。赵吉春说：“我们内差以他是医官地位，身份比我们高，不在意这种事。”有一次，马天池正在翻看，张学良突然回来了，发现了这一情况。第二天，就把马天池辞退了。最后，赵吉春老人总结说：“从这些蛛丝马迹上，完全可以看出，杨宇霆无时不施用各种手段监视、暗算着张学良将军。”
关于此事，也有不同说法。学者汤纪涛在《张学良将军两临上海的经过》一文中说，马天池不是张学良辞退的，而是“逃之夭夭”了。张学良这才产生怀疑，拿去化验，这才发现是吗啡!
这么说来，杨宇霆似乎对张学良染上毒瘾，难逃干系。本来，若真能帮助张学良戒烟，纵使杨宇霆摆出一副父辈的架子，也无可厚非。但事前，杨宇霆和马天池并没有告知真相，就显出“阴谋”的意味了。如果赵吉春所说属实，马天池在借“扎针”为名，刺探情报，就是该杀了。附带说一句，张学良是1933年才戒除毒瘾的。若干年后，张学良曾自得地说：“不是我吹，一个人如果能把这烟戒了，那这个人就了不得!”
但这些都是枝节末梢，实际上，张、杨之争，主要还是权力之争。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刘鸣九说，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在事件的全部过程中，矛盾不断发展，不断激化，最后到了两者不能并存的阶段，遂演变成东北集团内部的流血事件”。《周恩来选集》第378页附注说：“张学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杀了杨宇霆和常荫槐，这种观点是经得起推敲的。
杨宇霆工于权术，一心培植自己的势力。王永江主政奉天时，任用官吏要经过王的选拔，杨无从插手。但王去职以后，刘尚清、莫德惠继任省长期间，杨宇霆便挟其威势，安插党羽，举凡各县县长、税捐局长、警察局长，有缺即补，随后又进一步向吉林、黑龙江两省发展。但杨并不满足，还处心积虑地打算将他的嫡系日本士官派插进奉军，企图逐渐掌握东北实际军权。但吴俊升、张作相是张作霖“创业”的伙伴，各有门户，无从插手。于是他引用日本士官派的于珍，建立预备军，大量储备日本士官派嫡系军官，并以帅府名义发出命令，凡军官出缺，一律不得自行填补，必须由预备军中调入补充。他认为用这个办法，可将他的士官派陆续插进军队，奉军也自然成为他的势力范围了。但郭松龄看出杨宇霆的用心，密告张学良并极力阻挠。杨宇霆和郭松龄交恶，这也是一个原因。
从史料上看，张、杨二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以争夺韩麟春遗下的“军团长”之位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