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夏，在崎岖不平的中国西北部地区，中俄两国的士兵发生了冲突;千里之外，沙皇的海军舰队进入了中国的海域，数千中国士兵被派往天津布防，这是一场清廷不愿卷入的战争。此前，中俄双方刚刚就一项条约进行了谈判，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
在北京，这一切都归咎于时年54岁的完颜崇厚，此人是一位富有的贵族，曾经的皇家心腹。不过崇厚此时已被判处死刑，正在狱中等待执行，他的罪名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无能的外交官。因为他被派往俄国就中俄条约进行谈判，非但没能促使沙皇做出让步，反而给人家送了份“大礼”。
此前，清朝已经谈判并签署了数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不过，那些都是城下之盟。而这次，却是因为外交官员的无能和天真而丧权辱国，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是她第二次掌权)拒绝承认该条约，并将完颜崇厚斥为卖国贼。
慈禧太后
清廷的“主战派”强烈要求处死崇厚，为他求情的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很多人担心，一旦崇厚被杀，俄国将会借机入侵，或者，清廷一旦变得好战，可能会拒斥它此前同西方签下的其他“不平等条约”，引发新的冲突。如今保崇厚不死的是战争的威胁，他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真是一败涂地。
保留崇厚的性命正是避免战局的基点。不过，到底谁才真正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是完颜崇厚，还是造就他的朝廷?中国最差外交官的故事中最令人感到诡异之处在于，为什么是崇厚，一个一直以来总是把事办砸的人去执行这项重大使命。
崇厚曾被任命治理河流，接着这条河就发了大水，他被撤职，又被调往天津监管洋务。天津发生了针对法国传教士的屠杀，他又被撤职，并作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不到三年，他又被皇帝提拔至御前，作为皇帝顾问团的一员，与同僚一起在与日本的外交纠纷中吃了大亏。为什么完颜崇厚犯了这么多错，还能官运亨通?
天津，1861年起崇厚在此担任“三口通商大臣”，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
捐纳入仕
王朝为何最后走向了灭亡，那些过分自我、虚荣和闭目塞听的独裁皇帝往往位于故事的核心。而我们故事的主角完颜崇厚，这位被历史遗忘的、不称职的满清官僚，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崇厚出身优越，生逢其时。当然，如果想要生活在“盛世”，1826年出生已经晚了，“盛世”已经是一个世纪前的事了;不过，对于渴望特权的官僚，这是最好的时代，帝国的体制已经腐朽，其中大有可为。
清朝此时依然自视为“天朝上国”，因为中国曾长期在世界上领先，但是，腐败的吏治和一场大规模叛乱削弱了王朝的力量。在完颜崇厚成年之前，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屈辱地败给了外国人，并向英国支付了巨额的战争赔偿。1850年，洪秀全在南部的广西起事，建立太平天国，公开对抗朝廷，差一点就将整个帝国拖垮。
帝国的羸弱并未立即被年轻的崇厚所察觉，他的家族世代为皇帝效命，他也渴望加入这一行列，光宗耀祖。
到了1850年代，清朝国库空虚、腐败一如既往，崇厚报答皇恩的机会来了。此时，朝廷一面继续科举取士，另一方面，它也需要可信的、能够解决财政危机的实干派来挽救时局。
崇厚的父兄都在朝廷为官，他们都曾进士及第。曾经，除了少数例外，只有进士才有机会成为高级官员，而其中的少数旗人进士，更因为与皇帝同族，得以成为大清帝国统治集团的核心。
僵化的科举考试已经无法适应现实需要，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员大多不通外交事务，于科学技术更是一无所知。事实上，两个世纪前，康熙皇帝就认为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
为了掌握这些无用的学问，崇厚付出了很多努力，却一直没能考中进士，只是在第三次参加乡试时勉强通过，获得了举人头衔。
幸运的是，崇厚生活的时代还有另外一条为官的路径：捐纳，即买官。捐纳的传统由来已久，以前，买卖的通常都是闲职;到了1950年代，朝廷财政状况持续恶化，一些拥有实权的职位也开始待价而沽，为了鼓励大家买官，朝廷甚至会打折促销。崇厚的父亲和崇厚自己都是通过这条“异途”进入官场的。进入官场后，崇厚又得到了兄长的大力提携(此时他的父亲已去世)。
中国人在巴黎
1853年，崇厚获咸丰帝召见，三年后，30岁的崇厚就被委任要职——治理京郊的永定河。两年后，他因为对洪水处置不当，被皇帝罢免。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崇厚很快又得到了一项新的任命，赴天津帮办海防，后来的事实证明，清朝的防御不堪一击。外国军队攻入北京，清朝战败，圆明园被劫掠并焚毁。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迫切需要能与洋人进行外交斡旋的人才。
中国的皇帝视洋人为野蛮人，不愿同这些“逆夷”直接接触，朝中的重臣同样珍惜自己的声誉和颜面，不愿屈尊于野蛮人的行列。如今，外国势力急切地想要瓜分中国，朝廷就派出了完颜崇厚这样的中层官员。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清朝官员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领教到了，既然军事上无法战胜对方，就只好割地赔款，签订贸易条约，对于清朝的官僚，这虽然屈辱，但总好过紫禁城被围，皇上被迫接见不肯下跪磕头的洋人。
所以，当崇厚在战争结束后的1861年赴天津充任“三口通商大臣”时，这个刚刚创造出来的官职是个无人敢接的烫手山芋(至少对满清的上层官员来说是如此)。通晓洋务不是优点，反而会为人诟病，不过，崇厚没有这种烦恼。比如，1861年，一个普鲁士使团前来商讨贸易条款，崇厚以为普鲁士在西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便驳回了他们的请求。在天津，崇厚与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就不平等的条约进行协商，有一次，英法的要求也使他“怒发冲冠”。不过，天津的岁月里，他对外国人的态度逐渐软化，后来，他还催促朝廷往各国派遣外交官。“中国从未向外国派驻过外交人员，这会引起外国人的猜疑，应该派遣外交人员，表达我们交好的意愿”。崇厚说。
很快，崇厚就亲身实践了他的主张，成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个带领使团出访外国的帝国官员。不过这次出使并无任何值得自豪的地方，它源于天津地区“洋务”的恶化。
1870年春，谣言和猜疑的阴云笼罩了天津地区的法国天主教堂和育婴堂(孤儿院)。传闻称，天主教堂的传教士、神父和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绑架和杀害中国儿童，并对他们挖眼掏心。实际上，是一些中国人为了领取报酬，绑架患病的儿童送去育婴堂。
对于这种传闻，崇厚先是阻止地方官员的调查，然后又说服法国领事不深究此事。他低估了很多中国人对洋人的仇视情绪，因为后者长期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乏为非作歹之徒。作为一个置身事外的满人，那些群情激愤的汉人(其中有很多人长期不满于满人的统治)让崇厚深感不安，对此，他只是和了和稀泥，并没有去安抚愤怒的民众。
19世纪的巴黎
崇厚的策略于现实毫无助益，1870年6月21日，暴民杀死了法国领事，把尸体大卸八块扔到街上，起因是法国领事和地方县令在处理教堂事宜时，在争执中怒而开枪，打伤了县令的仆人。随后，约20名外国人(大多数是法国人，其中有2名神父和10名修女)和几十名中国信徒被杀。为了安抚法国当局，避免爆发战争，清廷将涉事的近20人处决(其中包括并未直接参与屠杀的人)。
“天津教案”事发地望海楼天主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崇厚受到的处分不过是降职一级。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承认自己没能控制住局面，请求皇帝惩处，不过他也把大部分责任推给了地方官员。他还主动请缨出使法国，代表政府向法国谢罪，最重要的是，旅费自理。
崇厚率领的使团启程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个笨拙、不幸的使团。崇厚抵达法国时，法国正与普鲁士交战，法国总统无暇接见他，他一等就是好几个月，不仅如此，在北京，首次掌权的慈禧太后拒绝接见法国的全权公使，这激怒了法国人。处境尴尬的崇厚只能离开法国去了英国，后来又到了纽约，直到他被法国总统召回巴黎，正式向法国当局致歉。同时期的英语媒体对他也大加挞伐。有人认为崇厚对天津发生的屠杀负有主要责任，虽然这种责难对他有点不公平(起初，有报道认为，崇厚有意默许暴行，结果一些外国人跳出来为他辩护)。一份报纸称，他的官位是用钱买的，这还算得上公道。
这位满大人很快就回到了御前，1873年6月29日，崇厚陪同外国外交官觐见了皇帝，这是80年来的头一遭。一年前，他完成屈辱的使命回到中国，进入了兵部和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成立不久，不过它的气质跟崇厚很合，因为它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为帝国的外交部，当1873
年日本公使觐见同治皇帝时，它完全没能经得住考验，浑然不觉地掉入了对方的陷阱。
这一陷阱涉及两国之间的一个岛链，位于冲绳和台湾之间。当时，琉球王国(位于冲绳)同时向日本和中国纳贡，但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国家，而台湾则是中国领土。总理衙门没有意识到，日本正在极力改变这一现状。
当时，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借口琉球水手在台湾东端遭土著居民袭击，要求清政府赔偿损失。这一请求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日本对琉球拥有主权(当然，它同时也承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皇帝和总理衙门的官僚没能参透其中的奥妙。未对该请求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只是不承认对此事负有赔偿责任，让日本自行处理。
副岛种臣
这样的反应正中日本下怀。日本随后派遣远征军(包括一些美国人)赴台湾，中国这才意识到，日本可能以此为借口占据台湾，局势似乎就要失控。历史学家莫尔斯(H.
B. Morse)写道：“两国似乎正在滑向战争，双方军队任何偶然的擦枪走火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出面调停，最终，中国向日本支付了赎金，日军才撤出台湾。“真想不到中国会愿意因为自己被入侵而支付赔款。”威妥玛不无讽刺地说。
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最糟的时刻，并且贻害至今。崇厚在此事中所起的作用很难评估：他只是总理衙门十名官僚中的一个，总理衙门之外，皇帝还有其他顾问。不过，崇厚很快又搞砸了另一件大事，这件事毫无疑问应由他负全责，并且成为了他官场生涯的“代表作”。
总理衙门办公场景
崇厚1867年创建的天津机器制造局
召见外国公使
总理衙门
直到1878
年，崇厚是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外交官的，这件事依然非常费解，中国的外交事务为什么要托付给这样一个人?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有一些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也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就像一个失败的足球经理，之所以被雇佣，只是因为以前做过足球经理，崇厚就是这样，被授予同俄国谈判条约的使命。当时，中国在新疆取得了罕见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击败了一股寻求新疆独立的叛军，这些叛军的后台正是俄国。战争的胜利使北京巩固了对新疆的控制，俄国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终于有一次，中国在谈判桌上占据了上风。
崇厚又出发了。有人建议他走陆路去俄国，可以途经新疆，熟悉该地区的地理环境，这会对他的谈判有所帮助。不过，他的目的地——圣彼得堡太远了，他最终还是乘船先到了欧洲，然后又转乘火车。在巴黎，他会见了中国的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崇厚对谈判的毫无准备令郭嵩焘目瞪口呆，郭断言，崇厚肯定会把事情搞砸。(郭本来是一位颇具声望的官员，但却因为与洋人“同流合污”被诬蔑为“有二心于英国”，他在公使的职位上只干了三年。)
北京的朝廷开始意识到，崇厚显然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要跟俄国人谈判什么，因为他发回北京的地图上有一些地名是错的。1879 年9
月，崇厚同意了一项条约，不仅没能让俄国归还领土，还将新疆的数个战略要地拱手送给沙皇，并让俄国人获得了宝贵的长期贸易特权，可以越过边境，深入中国领土开展贸易。这无疑是一项不平等条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所有不平等条约中最不平等、最令人费解的一条。当北京同僚对条约草案的质疑随信抵达俄国时，崇厚回复说，条约已经备份完毕，因而无法更改。10
月，《里瓦几亚条约》签署，崇厚启程回国。
《里瓦几亚条约》签署地里瓦几亚宫
在北京，未等崇厚归国，条约签订的消息已使朝野震动。慈禧斥责了崇厚;朝廷将他关进大牢，罪名是违抗圣旨，因为他不等朝廷批复，就擅自签约回国。士人向朝廷上书，抨击崇厚“愚不可及”“荒谬可笑”的外交，他们要求处死崇厚，并对俄国开战。3
月，崇厚被定罪，判处死刑。
多亏维多利亚女王
《里瓦几亚条约》的国际反应同样迅速而强烈。听说清朝要处死一位特使，拒绝承认一项已经签署的条约，这令西方列强深感不安。一份十年前还嘲弄过崇厚的英国报纸此时称其为“不幸的特使”。维多利亚女王致信威妥玛，表示对崇厚的命运“深感震惊”，她命令威妥玛以她的名义向清廷施压，要求特赦崇厚。
维多利亚女王
曾国藩之子曾纪泽被派往俄国，代替狱中的崇厚，要求与俄国就条约重新进行谈判。曾纪泽的外交风格傲慢而强硬，他拒绝做出让步。俄国不愿开战，最终同意了曾纪泽的很多要求。曾纪泽以英雄的姿态回到北京，强硬派从他这里学到了一种并不可靠的经验：永远不要对外国人让步。
曾纪泽
1880年8月，崇厚获释，西方人不仅为他求情，俄国人还以保全他的生命作为与曾纪泽重新谈判的条件。因此，崇厚的外交滑铁卢虽然终结了他的官场生涯，但也救了他的命。
崇厚提前退休，在北京的大宅子里过起了闲适、富裕的生活，读读书，侍弄侍弄花草鱼虫。崇厚的宅邸有100多间房，他也不遗余力地想要填满它们：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3年，他与一名小妾共生了6个孩子(此前他已经有9名子女)。在此期间，崇厚也竭力想要恢复自己的名声，慈禧50大寿时，他向朝廷捐献巨资为太后祝寿，但收效甚微。1893年，崇厚去世，恢复名誉的使命留给了他的后人。
崇厚很委屈，出狱后，他逢人就说，自己是一只替罪羔羊。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只知道到处为自己辩解，却不肯“闭门思过”。其实他大可不必担心“遗臭万年”，因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大都忽略了他的存在，《经世悲欢：崇厚传》的作者汤仁泽是个例外。汤仁泽认为，要以史为鉴，我们就必须关注崇厚这样的“平凡人物”。腐败僵化的体制造就了中国最无能外交官，正是这个体制，不断地提拔他，容忍他的失败，直到他犯下无可容忍的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