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曹魏这一种，在乱世中经营出一片大好河山，足以把另两国给完全吞掉，实现统一。但最大好河山到了别人手里，统一与他也没什么相干。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有人认为，曹操的江山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他早年干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件事就是盗墓。
这话说起来有些迷信，但曹操早年之说以发迹，成为一方足够，还真是靠干这事起来的。
公元189年，曹操在朝中尚未得势，权臣董卓率兵进京都洛阳，废少帝，立刘协为帝，并自称太师，独掌朝政。曹操见天下人怒董卓，便改名换姓，逃出京城洛阳，回老家陈留，经父亲同意后“散家财，合义兵”，号天下英雄讨伐董卓，一时群雄纷纷响应。
反董卓的队伍很快就拉起来了。可是，曹操家境一般，就算把家底全卖了，对于养活一支军队而言，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怎么办呢?借钱，养军队可是无底洞，谁敢借?敲诈富户，那会失掉民心。总之，靠不上别人了。曹操是个很睿智的人，既然活人的钱搞不来，那就找死人拿。就这样，曹操走上了盗墓的道路。
一般干这种事，顾忌名气，自己也不过暗中指使心腹去操作。但曹操不一样，他公开成立了有组织有纪律的专业盗墓班子，还设置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职。所谓“发丘中郎将”，也就是发掘坟墓并盗取财物以充军饷的人，俗称：国家盗墓办公室主任;而“摸金校尉”则精通《易经》，懂风水、辨气象，应该算是盗墓中资深的技术人员之一，军衔与发丘中郎将同级。
组织了专业的盗墓队伍，盗谁的墓自然也要经过深思熟虑。盗老百姓的墓，肯定会被老百姓骂娘。再说，老百姓的墓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如果盗的是帝王陵寝，效果就不一样了，第一、百姓有仇富的心理，再一个帝王都是死了很多年的，与活着的百姓没有什么感情基础，所以盗他们的墓，百姓不会有什么意见;第二、帝王值钱的赔葬品甚多，随便整一个，可以吃上好几年。经过开会讨论后，最终曹操瞄向了离老家不无远的梁孝王刘武的陵墓。
梁孝王刘武本是汉文帝的儿子，也是汉景帝的弟弟，活着时虽只是个封王，但富可敌国，因此对自己的陵墓更是倾注了无比的热情，修建的极为奢华，堪比帝陵。在他死后，更是将许多金银珠宝、玉器古玩等都随他一同陪葬。
所谓“干就干大的”，对于这样一位虽不是帝王，但堪比帝王的梁孝王刘武的陵墓，曹操和他的盗墓骨干们马上开始着手准备。
梁孝王刘武的陵墓园规范很大，许多墓室的外面都用上千斤的塞石封死了墓道。在当时那种没有机械化设备的情况下，曹操只能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穿凿，据说多的时候，人数达到一个师的规模。
关于曹操指挥军兵盗墓的情节，在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写的《为袁绍檄豫州》中有记：“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曹操的军队在盗墓时可谓破坏极为彻底，这也和如今的盗墓者一样，奔着什么值钱拿什么走，所以曹操的盗墓班子“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至于曹操盗了多少宝物，历史上没有留下记录。不过，据史书记载，曹操挖的第一桶金，竟将军队养活了三年之久。要知道当时时政不稳，战争频繁，军队损耗巨大，没有足够的资金，是难以支撑的，由此推测，梁孝王刘武的墓中宝物何其多也。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曹操盗墓之后，许多人也跟着打起了盗墓的主意。
曹操做为一名盗墓经验丰富的领头人，深深明白“厚葬”易招贼惦记的道理。在公元218年，他颁布了一道《终令》，文中强调自己死后，要选土地贫瘠的薄地为基，并以地面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基，上不封陵，也不植树，更不要将金银、器具、珠玉等随葬。
除了“薄葬”，曹操对自己的身后事依然不放心，又采取了“疑冢”的策略。据史书记载，曹操死后，邺城城门尽开，竟从邺城城内陆续抬出72具棺椁，并在不同的地方建了72座曹操墓。
曹操真真假假的坟冢让盗墓贼们眼花缭乱，不知真假，又过了千百年，盗墓者依然没能找到曹操真正的墓。可见，曹操的反盗墓手段何其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