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胤祯(1688~1755)，康熙帝的第十四子，其生母为德妃乌雅氏，即孝恭仁皇后。其初排行为第二十三,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初九酉时生。他本是雍正帝的同母兄弟，可是在康熙末年宫中争夺皇位的斗争中，这亲兄弟二人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雍正帝登基后将胤祯幽禁起来，直至雍正帝死后，胤祯才恢复了自由。
雍正帝胤禛(zhēn)即位后，为避名讳，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排行。又因“祯”与“禛”字同音，因此被改为“允禵“ 胤祯聪明过人，才能出众，“甚有义气”为康熙所厚爱，从少年时代起，就频繁地扈从其父出巡。胤祯比雍正皇帝小十岁，两人虽系一母所生，但胤禛生性淡薄，从小被佟贵妃(即孝懿仁皇后)收养而胤祯则被生母乌雅氏养大，所以兄弟二人感情并不深厚。胤祯与才华横溢、为人谦和的皇八子胤禩却称得上情投意合。在皇太子胤礽被废前后，他积极追随其兄胤禩参加争夺储位的活动。为此引起康熙的不满。后来，父子之间甚至发展到对立和冲突的地步。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当康熙怒斥胤禩妄蓄大志、企图谋害胤礽时，胤禟对胤祯说：“尔我此时不言，何待?”于是，胤祯挺身而出，跪奏曰：“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这使康熙更加愤怒，“出所佩刀欲诛胤祯，皇五子胤祺跪抱劝止，诸皇子叩首恳求，唯有胤禛不语，上怒少解，命诸皇子挞胤祯，将胤禟、胤祯逐出。”胤禟被康熙打了几记耳光，脸部红肿，胤祯被打二十大板，行步艰难。
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复立胤礽为皇太子时，康熙十分高兴，大封诸皇子。胤祯被册封为贝子，尔后又封固山贝子。但他同其父的关系依然紧张。同年四月，康熙巡行塞外，因担心胤禩一伙聚众闹事，便命胤禩侍从，不让胤禵、胤禟、胤衤我扈随。但胤祯设法要和胤禩一块去，他“敝帽故衣，坐小车，装作贩卖之人，私送出口，日则潜踪而随，夜则至胤禩帐房歇宿，密语通宵，踪迹诡异”。在胤禩的夺嗣计划遭到失败以后，胤祯变得更加活跃起来，“虚闲下士，颇有所图”。因康熙在建储问题上曾多次征求大学士李光地的意见，胤祯便召见李的门人陈万策，“待以高坐，呼以先生”。期望通过陈与李联系，使李在康熙面前为他进言，并以此来博得大臣和士人的好感，在朝野内外为他传播声誉。当时社会上有关“十四王爷虚闲下士”的流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康熙五十年,胤禵随父皇出巡塞外，时年二十三岁;康熙五十七年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出兵进攻西藏，拉藏汗请求清朝发兵救援。五十七年十月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进驻青海，讨伐策妄阿喇布坦，如同天子出征一般，十分威武气派。当时,康熙决意由皇子领兵远征策旺阿拉布坦，尽快平息西北地区的战火。他环顾诸皇子，选中了年轻有为、颇具军事才干的胤禵，从而给了他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极好机会，引起人们的瞩目。五十七年(1718年)闰八月，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并由固山贝子超授王爵，“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十二月，胤禵统帅西征之师起程时，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大将军胤禵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大将军胤禵望阕叩首行礼，肃队而行。”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胤禵抵达西宁，开始指挥作战。他统帅驻防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的八旗、绿营部队，号称三十余万，实际兵力为十多万人。胤禵在军中被称为“大将军王”，在奏折中自称“大将军王臣”。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以后，意识到乃父对他的莫大信任，因而更加垂涎未来的御座。他临行前，就同胤禟频繁接触，对胤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息。”到了西宁后，他和胤禩、胤禟“密信往来，曾无间断，机计莫测”。
为了提高胤禵在西北军中的威望，康熙降旨青海蒙古王公厄鲁特首领罗卜藏丹津，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由此可见，胤禵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常之高。另外，胤禵也注意做好对青海各部头目的团结工作，耐心说服他们：“尔等应谨遵皇父此旨，共相和睦，务以尔祖父等所遗礼法为要，各将军马、口粮、器械备办齐整，嗣后当竭力奋勉，方可嘉奖。再尔等受皇父厚恩多年，无分内外，予皆视同兄弟，惟此次受任以来，不敢存有私见，良者我必奏明皇父;如有恶劣不遵法者，我亦无计，当以法律治之。”又说：“尔等皆皇父所封亲王、贝勒、贝子、盟长，果能于一切事宜，持守中正，谁敢不遵?一切军法，赏罪分明，现在我既亲自来此，若如上年，断难宽恕。” 胤禵的劝说和忠告，使罗卜藏丹津等人心悦诚服，点头称是。他们的通力协作，为胤禵西征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胤禵即指挥平逆将军延信由青海、定西将军葛尔弼由川滇进军西藏。八月，葛尔弼率部进驻拉萨。九月，胤禵命令延信送新封达赖喇嘛进藏，在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坐床仪式。至此，由策旺阿拉布坦所策动的西藏叛乱彻底平定，胤禵也因此威名远震。康熙谕令立碑纪念，命宗室、辅国公阿兰布起草御制碑文。雍正即位后，以碑文并不颂扬其父，“惟称大将军胤禵公德”，令将石碑砸毁，重新撰写碑文。六十年(1721年)五月，胤禵移师甘州(进陕西张掖)，企图乘胜直捣策旺阿拉布坦的巢穴伊犁。但由于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没有取得进展。十月，胤禵以军务重大，密奏暂停进剿，得到康熙的赞同。十一月，胤禵奉命回京述职。经反复研究磋商，康熙决定争取和平解决准葛尔问题，特致书策旺阿拉布坦，令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选派喇嘛位使，赉书前往招抚。翌年(1722年)四月，胤禵离京再赴军前。
同年十一月,康熙病逝胤禛登基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把他震呆了，不知所措。恍惚之中，他按新帝的旨令，把大将军印务叫给平逆将军延信，立即动身回京。他抵京后，即落入雍正布下的罗网，失去了行动上的自由。但他不肯屈服，在景山寿皇殿拜谒乃父灵柩时，见雍正也在那里，他只是远远地给雍正叩头而已，并不向雍正请安祝贺。侍卫拉锡见此僵局，连忙拉他向前。他大发雷霆，怒骂拉锡，并到雍正面前，斥责拉锡无礼，说：“我是皇上亲弟，拉锡爱虏获下贱，若我有不是处，求皇上将我处分，若我无不是处，求皇上即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 胤禵大闹灵堂，使雍正十分恼火，斥责他气傲心高，下令革去他的王爵，降为固山贝子。同年,诚亲王胤祉上疏，援例陈请将诸皇子名中胤字改为允字。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康熙梓宫运往遵化景陵安葬后，雍正谕令胤禵留住景陵附近的汤泉，不许返回京师，并命马兰峪总兵范时绎监视他的行动。兄弟俩的不睦和冲突，使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孝恭仁皇后病情加重，不久去世。雍正在慰“皇妣皇太后之心”的幌子下，晋封胤禵为郡王，但未赐封号，注名黄册仍称固山贝子，致使胤禵“并无感恩之意，反有愤怒之色”。
随着雍正统治地位的日渐稳固，雍正对胤禵也愈来愈严酷。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获悉胤禵在家私造木塔，立即令纳兰峪总兵官范时绎进行搜查，强令交出。胤禵气愤难忍，当晚“在住处狂哭大叫，厉声径闻于外，半夜方止。”三年(1725年)十二月，在雍正的示意下，宗人府参劾胤禵在大将军任内，“违背圣祖仁皇帝训示，任意妄为，哭累兵丁，侵扰地方，军需帑银，徇情糜费，请将胤禵革退多罗郡王，降为镇国公”。雍正当即革去胤禵王爵，降授固山贝子。接着，诸王大臣进一步参奏胤禵在任大将军期间，只图利己营私。贪受银两，固结党羽，心怀悖乱，请即正典刑，以彰国法。雍正认为，胤禵当同胤禩、胤禟有别，将他继续禁锢于景陵附近，严加看守。恰在这时，有一个自称是满洲正黄旗人的蔡怀玺来到景陵，求见胤禵。胤禵怕招惹是非，不肯接见。蔡便把写有“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等语”的字帖扔入胤禵住宅之内。胤禵看后既不奏闻，又把字帖内的重要字句裁去，涂抹，然后交给马兰峪总兵范时绎，并派人向范说明：“因为此系小事，所以贝子不奏闻皇上，然又有些干系，故交把总送至总兵处完处。”雍正接到范时绎奏报，异常重视，立即派遣贝勒满都护、内大臣马尔赛和侍郎阿克敦等人至马兰峪，亲自审讯蔡怀玺和胤禵。胤禵不服，“辞色很怒”，对范时绎“愤欲吞噬”，说蔡怀玺投书猜系把总华过柱及总兵范十绎所指使，有说“把总容留此人吃饭、饮酒”、总兵“何将此人置之不问”，“大肆骂詈”。雍正认为此事不是孤立的，社会上定有一股反对自己、企图让胤禵等人上台的势力在活动。于是他加紧了对胤禵等人的镇压，革去胤禵固山贝子，谕令把他押回北京，囚禁于景山寿皇殿内。六月，诸王大臣罗列胤禵的十四条罪状，再次奏请即正典刑。雍正仍没有同意。
同年九月，胤禩、胤禟被雍正相继杀害之后，诸王大臣再次合词奏议，要求将胤禵立即正法。雍正遣人威胁胤禵说：“阿其那在皇考之时，尔原欲与之同死，今伊身故，尔若欲往看。若欲同死，悉听尔意。”胤禵回奏：“我向来为阿其那所愚，今伊既伏冥诛，我不愿往看。”于是，雍正下令“暂缓其诛，以徐观其后，若竟不悛改，仍蹈罪愆，再行正法。”从此，胤禵销声匿迹，过了八、九年的囚徒生活。十三年(1735年)正月，乾隆即皇位不久，便下令释放胤禵和胤礻我，以图缓和政治上的紧张气氛。乾隆二年(1737年)，胤禵被封为奉恩辅国公，十二年(1747年)封多罗贝勒，十三年(1748年)晋为多罗恂郡王，并先后任正黄旗汉军都统、总管正黄旗觉罗学。不过，这时他年事已高，政治上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乾隆二十年卒。他死后，乾隆赏治丧银一万两，赐谥“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