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相互关系的认识，通常从康熙时代开始，便会陷入两个相关的“历史错觉”。
错觉之一，认为康熙是清朝最有作为的一位封建帝王。如果把中国的大门关起来看，的确是这样，康熙很有作为;但如果把康熙放到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去看，则另当别论了。评价一位决定和影响国家命运的历史人物，不能撇开他所处时代的世界发展潮流这个参照系。康熙在位长达60年(公元1662—1722年)，正处于17、18世纪之交。这一时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遥远的欧洲，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孕育了工业革命。对于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反应灵敏与迟钝，可以举出一例来进行比较。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五月，和康熙同时代的沙皇彼得一世，正在北方海边荒滩上搭建一座小木屋，他要在这个小工棚内住下，亲自指挥大批劳工在涅瓦河出海口的三角洲上建造一座“开放口岸”，以大量引进西欧列强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各种先进成果。
相比之下，康熙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反应则显得有些迟钝了。虽然中国与欧洲相距遥远，但欧洲工业革命的信息，早在明末就由利玛窦、汤若望等一批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康熙登基后，似乎对西方科学知识饶有兴趣，他本人曾专心学习，但却没有把他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这表明，西方传教士们带进中国来的欧洲工业革命信息，并没有激活康熙的变革思想，遗憾莫大于此。
错觉之二，认为中国在“康乾盛世”时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至今仍大有人在。其实，这是中国人在长期闭关锁国环境中滋长起来的保守自大的“优越感”。它离开了当时的世界发展潮流看中国，没有看清本质。康熙不能把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同这种保守自大的“优越感”直接有关。正是这种保守自大的“优越感”，使中国吃尽了西方列强和东方近邻日本侵略者的苦头。
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之间这200年“时间差”，一旦被落下，中国用加倍的时间去追赶也难以赶上。中国最近几十年改革开放取得飞速发展，其实仍然处在这个“追赶”过程中，且慢说我们即将成为“老大”或“老二”，那将形成新的“历史错觉”。
康熙在位期间真可谓励精图治，坐稳了大清江山。雍正是个过渡，在位13年。乾隆在位又是长达60年。康、雍、乾三朝，的确算得上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那是中国“醉酒时刻”，自我陶醉在一片“太平盛世”之中。乾隆的奢靡享受，比隋炀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宫里天天锦衣玉食，古玩字画玩得腻味了，先后六次下江南，游山玩水，乐而忘返。他每次南游，陆上车舆，水中龙船，浩浩荡荡，绵延百里。沿途官员搜肠刮肚，想尽点子，各献珍奇，竭力奉迎。
沿途百姓挖河、修路、出力、出汗、出银子、挨鞭子。“乾隆皇帝来一趟，一年胜过两年忙;官员搜刮凶如虎，一年三熟也是荒”。乾隆皇帝乐不可支，江南百姓叫苦连天。清朝最大的贪官和珅就出在乾隆身边，这毫不奇怪。统治者被自我满足的“优越感”麻痹了神经，听不见时代洪流的怒涛急浪正在日夜不息地滚滚向前，漠视民间疾苦，听不见底层百姓的种种诉求，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不能自觉地把除弊革新作为常态化的治国之策来实施，于是开始积累社会矛盾，以至积重难返，走向崩溃。
从康熙登基到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时间相隔178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相当于康熙三个“任期”。对于晚清遭受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入侵，清王朝一败再败、不可收拾，清政府一连串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局面，康熙当然已经不会知道。但事情的起因，却是从康熙时代就已埋下的伏笔。
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中国被英国侵略者一拳打翻在地，“拳击场”上并没有“裁判”站在身旁读秒数数，等候清王朝直起腰来应战，或是当众宣布“不能再战”。于是，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侵略者的一套“组合拳”接连打了过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沙俄入侵东北、英军入侵西藏……直打得清王朝气息奄奄，任人宰割。清末，慈禧太后把偌大中国败得精光之后，在万般无奈之下，被逼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所谓“新政”。但这时狂飙已起，山雨已来，危楼嘎嘎摇晃，倾覆只在旦夕之间，呜呼哀哉，一切都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