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的初唐，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振奋的时期。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以其超群的谋略，以霸道灭其国，以王道收其心，在以三千铁骑灭东突厥之后，成功令西、北诸民族臣服，共上尊号“天可汗”，此段史实大家耳熟能详，但对于天可汗的具体含义和他所代表的权威，却各说不一，时见争执，故做此文，以求方家指正。
关于大唐之天可汗释义及天可汗制度，先贤已论述颇丰。其中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一文，是如今讨论天可汗制度中最完整的单篇，也是最常引用的资料。他人的著述或有重大错漏，如李树桐《唐太宗怎样被尊为天可汗》中称天可汗之称为太宗一人所独有，显与史实不符。或仅仅对罗说的某些看法加以修订和质疑，其中以章群《评天可汗制度说》最见功力，然证据仍显薄弱，不足以动摇罗说之地位。或在罗说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进一步发掘，然仍未出罗说之基本框架，如林天蔚的《天可汗制度》(载于《隋唐史新论》)和姚大中的《天可汗国际秩序轴心》(载于《中国世界的全盛》)等。故此，中华百科全书完全采取罗说作为“天可汗”一词的释义。本文既名《天可汗制度浅析》，自不打算做深入挖掘，旨在综合各位大家之论，略加评论和补充罢了。
天可汗，又名“天至尊”，全名“皇帝*天可汗”，贞观四年太宗由四夷君长上此尊号，从此塞外诸族尊中华天子为“天可汗”，意为太宗不仅为大唐皇帝，更为西北诸蕃共尊的万王之王，“敬之如父，礼之如天”。而天可汗之所以被人称道，不仅在于其称呼上的尊贵，更在于一种实质性的政治体系。太宗以大唐皇帝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员国既维持胡风，又接受大唐官职，日人内田吟风称之为“胡、汉二重体制”，谷川道雄定为“胡、汉二元体制”，陈寅恪称为“胡、汉分治”，刘学铫称为“双轨政制”，雷家骥谓之“一国两制”。1大唐皇帝被拥为天可汗后，即需维系国际和平，仲裁各国间之纷争，为天可汗之首要任务。维护各国独立，不受强国侵略，为天可汗另一职责。为表示对天可汗之绝对服从，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接受天可汗之征调，亦得受征至中国平乱。2征吐谷浑征高丽等等，都有征发西域各族军队参战。平安史之乱，亦有此力。
唐朝天可汗制度，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属于国际组织性质的机构，诸蕃推大唐天子为国际盟主，以唐朝的声威作为一种稳定国际秩序和和平的力量，而大唐则以强大国力为背景，利用诸蕃之间的相互制衡为自己守卫边疆，减少兵事上的花费，建立起以唐帝国为中心的大东亚国际秩序，是为天可汗国际秩序轴心。天可汗制度有现今联合国的作用，但联合国为委员制组织，天可汗制度则为首脑统帅制(罗香林语)。知名战略学者纽先钟教授即认为，公元七世纪，当时的唐朝，已经建立了类似现代集体安全组织的天可汗制度。天可汗不仅是一种荣誉，更具实质意义，它的目的是使许多弱小邻国可以和平相处，共存共荣。3日人称大唐帝国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殆非虚语。
故此，天可汗不仅令史家称羡，更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战略学者的重视，希望通过对天可汗制度的研究，吸取相关历史教训，找到一条在当今冷战格局瓦解、已不存在共同假想敌的情况下，如何重建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天可汗制度本身即无假想敌，其主要功能即征召诸蕃部队讨伐“不德”，即不遵奉唐天子号令，擅起边衅的国家如高句丽、薛延陀等。)
天可汗制度始于唐代武功鼎盛之太宗时代，高宗承太宗志灭西突厥后再度扩张，武后摄政为维持国内高压统治大杀边将，帝国之威信受到短暂的挑战和震荡，玄宗时代国力复振，玄宗本人即以天可汗身份排解各国纠纷达七次之多，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以后名实俱亡。本文拟从以下三部分加以详细解说：1、天可汗释义;2、天可汗制度的运作;3、天可汗制度的缘起、兴衰及相关历史背景分析。
一、皇帝 天可汗 释义
太宗以“天可汗”之称君临四夷之事始末，通鉴、两唐书、唐会要等史书都有描述，其中以杜佑的《通典》记述最为详尽：
大唐贞观中，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百二十余万口。时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制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临统四夷，自此始也。
按传统说法，天可汗为国际盟主，西北部落直接称臣于中国者，称唐皇帝为可汗，不称为天可汗，二者有别。罗一之即谓：称太宗为可汗者，直以其地为中国属地之一部分，故须置吏设治;称天可汗者，则为国际和绥之联合首领，故即以其国首领为都督，而不别为置吏，户籍亦不上于唐之户部也。
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中沿用了这一说法，并引《资治通鉴》贞观二十年(646)铁勒诸部，请上太宗为可汗，皆请置吏，唐廷遂将诸部设置瀚海等十三个羁縻府州，以证其说法。然此说却有相互矛盾之处，如高宗时代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向唐称臣，并置州县，以诸国首领或为都督或为刺史，一如铁勒诸部，是故理当称唐帝为“可汗”，然罗氏却将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划归为国际组织之一环，称唐帝为“天可汗”。突厥本已为太宗、高宗所灭，属地置为州县，应属直接称臣，但按《唐会要》记述，阿史那德吉利在称唐玄宗时，也是“天可汗”而非“可汗”，并不符合其说法。
相形之下，朱振宏提出天可汗为外族对太宗之尊号，代表其地位是高于西、北各诸民族君长可汗之上，与称唐帝者是否为中国领地或是国际组织一环无甚关系，太宗为共尊的“天可汗”，对外为国际盟主，对内已臣服的诸藩行使职权——“行可汗事”，此说似乎更为合理。
太宗以大唐皇帝身份兼任西北诸藩可汗，任命本族人为各内附州县首领，接受唐官官职如都督、刺史的同时按照其本族习惯称可汗等，以免其族人“伤亡国之痛”，如阿史那思摩既是乙弥泥孰侯利可汗，又是唐化州都督，右武侯大将军等，在接受唐廷管理的前提下(如派官员参政监督等)，尊重其本地风俗享有高度自治，其做法与千百年后邓公的“一国两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先例则可上溯至五胡乱华时期的刘渊建汉。
匈奴人刘渊因慕汉风，自认为汉高祖刘邦后裔，尊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为先祖，自封大单于兼汉王，开胡汉官制混用之先河。其子刘聪更进一步在国内实行胡汉分治，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主要统辖汉人;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主要统辖胡人。北朝诸君多有仿效，反映到北朝民歌《木兰辞》里，即同时有“可汗大点兵”与“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之语，其中的“可汗”与“天子”明显是指同一个君主。
到了隋代，突厥因天灾之故，国势骤衰，遂在隋文帝杨坚挑拨分化及军事打击下分裂为两部，启民可汗称臣内附，上隋文帝尊号“圣人莫缘可汗”，意指圣贤的、富厚的君主，隋文帝即为隋朝皇帝兼突厥名义上的君主，是为中华天子兼异族国君的前例。炀帝继位后也继承了这一称号，继续对启民可汗大加赏赐，几乎达到了“穷一国以奉一人”的程度(据史家分析，炀帝大概是想借突厥兵马攻高丽吧)。然自始毕可汗立，炀帝在赏赐他大量珍宝和一个公主之后，欲施杨坚故智立始毕之弟射匮为可汗以削弱始毕，始毕立刻和隋朝决裂，并转而与隋为敌，兵困炀帝于雁门。突厥从此成为边患，隋末大乱中先后入侵中原数十次，掳掠中原人口达八万之多，直至李靖那次著名的雪夜夜袭之后，局势方才彻底扭转。
殷鉴不远，唐太宗在观照五胡时期的“胡汉二重体制”与隋朝国君兼任外族君上的前例下，接受“皇帝·天可汗”尊衔。然与隋朝所不同的是，隋朝皇帝“圣人莫缘可汗”仅是代表隋帝兼任突厥(或西突厥)一族名义的可汗;而唐太宗的“皇帝·天可汗”却是代表着唐朝皇帝兼职西域、北荒诸民族共同拥护的君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首例，其意义自是不同，因此太宗在接受“皇帝·天可汗”位号前，先是颇有疑惑，故有“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天可汗事乎?”之疑问，殆群臣及西域、北荒君长咸称万岁后，太宗才接受“皇帝天可汗”尊号，这也是唐朝“皇帝·天可汗”最具特殊意涵的地方。(朱振宏语)柳宗元有诗称颂此一盛况：
麹氏雄西北，别绝臣外区。既恃远且险，纵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师，熊螭以为徒。龙旂翻海浪，馹骑驰坤隅。贲育搏婴儿，一扫不复馀。平沙际天极，但见黄云驱。臣靖执长缨，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趋。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与躯。
二、天可汗制度的运作
如前所述，天可汗制度为太宗时建立的维系国际和绥关系之机构，用以平抑各国之侵略。贞观四年唐击败东突厥始，唐在亚洲已无对手，遂在“王者视四海为一家”的观念下，建立起以唐天子为盟主，唐帝国为绝对核心，四周邻国为卫星国的天可汗体系，诸蕃借用大唐的声威稳定地区秩序，唐帝国则利用诸蕃来互相牵制维持权力均衡，减少军事开支，目的在于扶助弱小，抑制侵略，运用德、力维持东亚秩序，造就礼、刑世界的典范。天可汗的职权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等方面：
1、政治上完善了册封制度，各国后嗣承袭其位必须经过天可汗册封认可，并通过赐唐官官职和唐官参政的方式来强化控制。
不仅是内附州县，天可汗体系内的各藩国嗣君继位均需受天可汗册封认可，并赐唐官官职。薛延陀、突厥、回纥、契丹、新罗和奚等君长嗣位，在正常的情况下，几乎都接受了朝廷的册封。如回纥汗国存在九十六年，其中十三名汗有十二名接受了唐廷的册封。受太宗册封的君长迷失度(唐官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为其侄乌纥所杀，唐廷先擒杀乌纥，然后遣兵部尚书崔敦礼往安抚之，立迷失度之子继任大俟利发、“使持节回纥部落诸军事、瀚海都督”，足证大唐对藩国君长有废立大权。如被册立君长有反叛行为，其官职便会被剥夺另立新君，“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新唐书*北狄》)。诸国君主并同时受唐官官职，表明其为唐帝国行政体制中的一部分，如新罗国王为鸡林州都督等。必要时中央还会派唐官参与执政。
除嗣君继位需受唐册立之外，各藩国还需向唐廷履行充质、入觐、朝贡等义务。据《唐六典》所载，唐关内道“控北蕃、突厥之朝贡”，河南道“控海东新罗之贡献”，河北道“控契丹、奚、室威之贡献”，陇西道“控西域、胡戎之贡献”，江南道“控五溪之蛮之贡献”，剑南道“控西洱海群蛮之贡献”，岭南道“控百越及林邑、扶南之贡献”，此为天可汗时代唐对各藩国朝贡的管理情况。
入觐之风则自贞观四年太宗灭东突厥始开，太宗晚年“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玄宗时规模达到空前程度，“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鸿胪寺、礼部不胜其烦，加之朝廷例必回礼封赏，中央一度因入觐者太多而明令禁限。
充质则是藩国慑于唐廷威力或为邀朝廷信任而派遣子弟入朝长期居留京师，通常被派以侍卫天子，称“宿卫”。由于绝大多数充质是各藩国主动提出，有一些史学家因此认为此类行为较少武力强迫色彩，而是藩国自愿的。比如有认为高句丽和唐敌对期间，高丽王要求送王子来长安留学唐廷竟也答应，说明大唐是如何宽大。但查诸史籍，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李世绩大破高丽，十二月高丽王遣子莫丽支任武入朝，谢罪的意味是很浓的，虽则是高丽主动提出，但仅仅因此来判断高丽王子是主动来长安留学的，似乎不妥。当然，大唐也没有虐待这些为质的小王子们，也的确有不少藩国王子因慕长安繁华，为质期满后“固请留宿卫”，但究竟是武力强制，还是主动留学，仍须结合具体个案分析。
2、军事上，唐帝可藉由征兵权的行使，排解、仲裁各蕃国间的纠纷，讨伐不义以及助国征讨等事项。
天可汗制度的积极功能即为组成联军，来讨伐不遵守盟约的国家，共同维持国际秩序。藩国有对唐帝国尽捍边征讨之责，受唐遣发，为唐征讨。《新唐书*西域传》载：“西曹者，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览，治瑟底痕城……武德中入朝。天宝元年，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即上言：“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
“失蜜，或曰迦湿弥逻。北距勃律五百里，环地四千里，山回缭之，它国无能攻伐。……遣使者物理多来朝，且言：“有国以来，并臣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臣身与中天竺王厄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战辄胜。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又国有摩诃波多磨龙池，愿为天可汗营祠。”此皆说明受唐天子令调发征讨是藩国必尽之责。
贞观八年吐谷浑寇凉州，太宗命李靖“并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浑”。(通鉴)，这是天可汗制度成立以来第一次组成联军出兵。贞观二十一年，龟兹王失臣礼并侵凌邻国，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贞观二十二年，中天竺阿罗那顺截击大唐使者尽掠诸国贡物,王玄策檄调吐蕃尼婆罗(今尼泊尔)兵平之，“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馀所，俘阿罗那顺以归。”(通鉴)玄宗时以天可汗身份调解国际纠纷达七次之多。贞观十五年，薛延陀侵突厥，太宗命张俭为统帅，率奚、契丹等兵马助突厥击败薛延陀，乱平后，太宗告薛延陀使者：“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这正说明太宗以盟主(天可汗)之尊，责薛延陀负约，盟主(天可汗)有征发各汗联军讨伐不义之权。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何为不德，该受何种处罚，天可汗制度对此并没有明确严谨的章程公约之类，这也是有学者因此质疑的地方，故此，天可汗制度应该不是一个完善严谨的国际仲裁机构，而是类似现代“集体安全”的联盟体系。纽先钟认为，天可汗体系是在唐“中国即天下”的概念下产生的，在“天可汗”之下，所有的国家部族结成联盟，以体系内全体成员的力量对破坏体系内和平的成员国施以制裁，从而确保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秩序的维持。天可汗制度并没有假想的敌人，这和集体防御有一个假想对象不同，所制裁的对象也是体系内破坏和平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天可汗制度有现今联合国的作用，但联合国为委员制组织，天可汗制度则为首脑统帅制(罗香林)。《新唐书》对此描述为：“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
综上所述，唐朝的“皇帝天可汗”是以皇帝之号“下行”可汗事，其职权表现在：政治上，印玺有对外专用的“天子三宝”，诏书、册文有一定的形式 称谓，册封制度也有进一步丰富实质内涵;军事上，唐帝可藉由征兵权的行使，排解、仲裁各蕃国间的纠纷，讨伐不义以及助国征讨等事项;律令上，《唐律》中的“化外人相犯”条，代表着中国在唐朝时，已经具有现今法学原理中“国际私法”性质，显示《唐律》能适用由各地区，成为国际性的法律，唐朝已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
三、天可汗制度的缘起、兴衰及相关历史背景分析
天可汗制度始于大唐武功鼎盛之太宗时期，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之后名实俱亡，凡一百三十七年(罗香林语)，在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大盛世期间完全主宰了唐的对外关系，其兴衰则于大唐的国力紧密相连，抚今追昔，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
1、 太宗时代：天可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网上现在有种观点，认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乃至日后的五代十国之变局，肇因于唐太宗迷恋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弃中原之根本导致中央弱而地方强引起，甚至天可汗的称号也被说成是太宗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表现，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对于初唐时的国际形势和典章制度缺乏了解之故。唐初实行的是府兵制，平时务农，战时出征，这就是为何武德年间李世民身为天策上将兼十二卫大将军，名义上已掌握了全国的兵权，而宫廷斗争中却一直处于下风的原因。只因他虽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但在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下非战时奉皇命不能调发，承平时期根本无兵可调。而太宗时期，府兵制一直都运行良好，在这种制度下将领根本不可能坐大，更别说什么中央弱地方强了。节度使是在睿宗时才成为固定官职，玄宗时始完成确立节度使制度的，故此有人说唐衰亡的根源就在于府兵制的破坏(当然这种说法也比较偏激)。而天可汗制度的建立，也是迫于唐初国际形势恶劣非加强武备不可，而太宗却不欲在军事方面开支过度，是以想出这样以夷制夷互相牵制权力平衡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