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富盛名的学者之一，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等多个文学身份于一身，更有知名学者赞誉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仅其一人，可见才学博古通今，实为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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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创造了近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之路上里程碑似的影响，研究院秉持着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国学人才为宗旨，大胆引用西学来建设中国的文化。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聘请了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在研究殷商史上著有成效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毕业远渡重洋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而这最晚到任的第四位导师就是陈寅恪。虽然当时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名声并不及前三位导师的名满天下，但他的才学很快令其在清华园里名声大噪。
一位兼顾幽默与博学的老师必定深受学生的喜爱，陈寅恪便将如此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在清华园的讲堂上，陈寅恪如此称呼他的学生，“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此话怎讲呢，因为当时四位导师中梁启超是冠有南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则在晚清末期担任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读书先生，故而如今清华园里的学子不正是与康有为有师徒关系，与晚清皇帝有同窗之名了吗?
陈寅恪的课堂在风趣幽默之余，他的广博学识也令学生醉心其中，甚至连清华的教授也来旁听他的课，众人皆称其为“活字典”。
陈寅恪作品
陈寅恪晚年从开堂布学转为著书立作，将其毕生所学尽数倾注于史学研究之中，但当时，陈寅恪的眼疾已到了几近失明的状况，创作条件极为艰辛，在其妻子唐筲、学生黄萱的帮助下，日夜为其朗读材料，并誊录其所述，共整理了上万卷的书稿，工程极其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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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艰辛的时期莫过于文革期间，陈寅恪与其妻子唐筲在造反派的刻意刁难与折磨之下，仍未放弃研究史学，只恨不过自己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加之生活条件的恶劣，陈寅恪的一生都在学术研究中度过，临终也未曾歇笔。
陈寅恪对于中国隋唐历史的贡献是难以泯灭的，他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通过切身实地的考察，撰述了两部举世名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开创了属于他的研究典范，在中古研究学中，注意到了对文化种族的关注与家族的关注，克服了众多研究学者绕不开的课题。陈寅恪开创独有的历史剖析方法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历史构成要素来分析隋唐制度，并且上溯到汉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古历史衍变的过程，并对唐代历史作出了堪称典范的论述。
陈寅恪所著的另一部作品《元白诗笺证稿》以论及元稹与白居易的诗作为主要内容，全书共八章，约十六万字，该书特色为以诗证史，剖茧抽丝，愈辩愈明，从诗词中所蕴含的中唐世风、习俗、政治等诸多要素入手，窥得中唐社会的真实面貌。
陈寅恪评价
陈寅恪对于中国隋唐历史的贡献是难以泯灭的，他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通过切身实地的考察，撰述了两部举世名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开创了属于他的研究典范，在中古研究学中，注意到了对文化种族的关注与家族的关注，克服了众多研究学者绕不开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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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剑桥史》在国际汉学界具有深刻的影响，书中对陈寅恪的介绍表现了超乎寻常的褒奖，“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对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贡献是突出的，他所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实际与严谨，令人不得不信服。”
牛津大学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其汉学专业的教授，并在此后数年虚位以待，以表聘任陈寅恪的诚心，他们认为陈先生数得上是当时最为优秀的中国学者，如此的认可已摒弃了国籍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差异。
当然陈寅恪不仅在国际上极富盛名，作为清华研究院“四大国学导师”之一，倾慕陈寅恪才学的人之中不乏当时已声名在外的知名学者教授，当时同样作为国学导师的梁启超便称颂陈寅恪道：“我梁某即便是著作等身，但也不及陈先生寥寥数语所涵盖的内容有价值。”
而历史学家傅斯年对陈寅恪的评价更能高度评价其博学通识，论其才学近三百年无人能与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