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中国社会史》曾归纳户口不实的原因有四：设官之疏阔、政事之废弛、产业制度之不同、社会组织之复杂。究其实，当以其所言第三点为主：古代田宅，皆受于官。隐匿口数，是自弃其承受田宅之利。后世则不授田，而徒役其身，征其税。有丁有田者，苟能漏籍，即同宽免;贫无立锥者，不能免役，且输无田之税，孰不欲为亡命之徒乎?其所言后世，当为宋以后。但是，两千年来仍然有一以贯之者在。战国时期就有“士卒(此指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子)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傜赋，而上不得者万数”(《韩非子·诡使》)。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国家的压榨要重于私门。可见“苟能漏籍，即同宽免”的情形也同样存在于宋以前。北魏推行均田制，就是为了将附托于豪门的人口吸引出来，为国家获取丁口赋役。皇帝作为国家权力的执掌者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所谓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和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争夺人口和赋役的矛盾。地主阶级的存在实际上是给贫苦民众以选择的可能，由此成为皇帝与民众之间的隔热层。于是国家在弱小时，只能以均田制等方式提供优惠政策以与豪门竞争，这以六朝时期为主;在强大时则打击地主阶级，迫使依附民归属于国家，这以明清为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