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勤俭自持是出了名的，他也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染上官宦习气，平日的饮食起居，一直遵守着寒素的家风。这种“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人，在清代是寥寥无几的，用民间俗语来形容，他是一个不会混世的主儿。
从《曾国藩家书》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不惑之年官居二品时，还是罗锅上树——钱缺，家庭开支捉襟见肘，月月见底，手头拮据，并且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这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代倒是有点另类。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欠债背后的真相。
曾国藩不惑之年时，可以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债奴，就是想回老家看看老母亲，也是因为手头较紧而未成行。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他40岁，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称：“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需数百，甚难措办。”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是一分钱急死英雄汉，曾国藩为难之窘情，不堪言表。探一次家就这么难，常回家看看更是南柯一梦。
虽然他已是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可高官并没有给他减压，这些债务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可以说，他的不惑之年是在生活窘境中度过的。咸丰二年（1852年）他42岁，得母讣闻，回籍奔丧，他在家书中说：“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银钱，分毫无出，家眷回南路费，人口太多，计须四五百金，求寄云年伯张罗。”老母亲去世了，回家吊孝时，口袋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置办丧事还要求别人帮忙，他似乎已到了砸锅卖铁、举步维艰的地步了。
回家奔丧途中，他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份子钱）1000两，手握沉甸甸的银子，第一支出欲望就是还债，他拿出300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剩下700两，以200余两在省城还账，带400余两至家办葬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时他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两个字：还债。
不管怎么说，曾国藩身为清朝京城高官而债台高筑，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造成他家庭财政出现严重赤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他月月花光薪俸、家里债台高筑的一个最关键原因，是他的薪情差、不想贪、反哺家、应酬多。不惑之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四个弟弟。作为儿子，他是孝顺的，他每年都要从京城给家里的父母寄去很多生活用品。作为长兄，他是如父的，对家人关怀备至，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官场的应酬，家族的婚丧嫁娶，父母的生日酒席，都是曾家财政开支的重大压力，可所有这些又是他乐于办的事。手头紧时向外借些银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咸丰二年（1852年）以后，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已很少再提到借钱的事了，主要的原因是，曾国荃等几个弟弟都已长大成人，事业有成，家里光景日益看好，他不需要再为钱的事发愁了。
不惑之年的曾国藩，虽居高位，但债台高筑，深究其因，不得不让人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曾剃头”，他虽然有杀人如麻的可恶之处，但也有高雅脱俗的为人之道，他节衣缩食为自己，乐善好施想别人，这也许是他可爱的另一面吧。对于曾国藩这个人，毛泽东的“独服”、蒋介石的推崇，除了其治国之策外，应该还暗藏崇尚他的处世之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