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张居正和他推行的“一条鞭法”多么得好。其实，教科书所能承载的东西太少了。因此，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条鞭似乎是张居正创立的似的。同时，推行一条鞭法加大了中央财政收入。但这又对国家和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增加财政收入就是用于正道儿了吗？所以，过往对于一条鞭法的过度肯定，掩盖了它在新旧时代下（奢靡、享乐、高度自我，由此导致日后汉奸横行）过于仓促、过于被动接受白银而没有考虑使用白银的种种问题。从而，晚明社会的“机型经济繁荣”过于明显了。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谈谈一条鞭。
本文的主旨不再于批评一条鞭法和张居正，而在于说明：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让百姓取得好处，同时，任何改革都有负效应，应该更公平的看待一条鞭法。它的好处已经谈的够多的了，我们就只谈问题。同时，有不少人都说是张居正后面的人把问题搞糟了。但问题是，张居正在推行一条鞭的时候，真正的核心问题都没有触碰过，例如土地兼并问题、整个精英阶层的利益问题、过度奢侈享乐化问题等。
一条鞭法的名字首先出于嘉靖十年（1531年），那一年江西南部即南赣都御史陶谐（先后两次）、御史傅汉臣先后提请施行一条鞭法，但是否得到皇帝同意并真正实行起来并无记载。真正有记载的是1534年的南直隶旌德县知县甘澧在较大范围内施行一条鞭法。嘉靖四十年（1551年）、四十四年（1555年）浙江巡抚庞尚鹏在浙江推行一条鞭法。
隆庆初年，江西巡抚周如斗在江西推行。三年（1569年）海瑞巡抚应天九府开始严格推行一条鞭法。其后，江南、福建、山东等地也开始推行一条鞭法。最终万历九年，张居正将一条鞭法正式推向全国。
一条鞭法畅行全国后，各种问题开始出现。例如，农民交不出白银造成贱卖粮食、农具等现象，卖儿鬻女的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在白银最终成为法定货币之前的嘉靖年间就已经非常严重，致使流民大量出现。沿海产盐地区的灶户们更是“十室九空”。从表面上看，中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财富大国，然而，那又有什么用呢？
明末的严重贫富分化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又由于封建政府无法做到直接征税到户，交由地方绅士代收，他们往往会从中克扣税款。顾炎武曾讲过上海地区的赋税征收中出现的此类现象：每收银一千两，往往有五十多两被克扣，到后来百两也不足为奇。
正因为如此，明末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才都将矛头指向了白银，都提出了“废银”的主张。废银的主张并不正确，白银只是流通媒介，问题的根源是明朝的白银政策，即货币政策。
对于明代的货币政策历来思想界就有反思，梁方仲先生是早期指明白银普遍使用后有负面作用的人之一。他说：银子的普遍使用，固然是货币经济抬头的表征，但是银子的使用方法，随着阶级基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银子自然是集中到少数高级官吏手中……在货币的流通范围内，俨然已分成两个世界。
明朝晚期的白银法定货币化，对于社会经济、商品经济、国家制度典章、社会结构变迁、社会文化思潮、心理价值观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间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白银法定货币化对社会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很大。原因在于：历史没有给晚明足够的时间，规范商人、世人的社会角色。正如一个一贯受到欺辱的人突然暴富后一样，以为有了钱就可以操控一切。
受惯了蔑视的商人在得到了比“士”还要尊贵的社会地位后，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行为规范。再加上明朝中后期，商人家族成员大规模进入政府，使官商一体化现象非常严重，从而加重了吏治腐败。
当晚明成为白银帝国之后，皇族、官僚、富商们窖藏大量白银使得市面上流通的白银并不多。百姓们卖儿卖女、卖田卖地都无法缴税。因此，大量百姓逃户，土地荒芜，村庄败落。早在万历朝，这种情况就已出现。自1551年到1600年徽州的地价跌幅达40%，请注意，这是在土地市场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现象。
与此同时，各类关于白银的民事、刑事案件层出不穷。例如，万历年间浙江的张应俞编纂的《杜骗新书》90%记载的都是白银交易以及欺诈案例。天启、崇祯年间的河北王肯堂县令也统计了他任知县时审理的304件案例，涉及货币、财产的就有165件，其中涉银案件就有89件，占全部案件的29%；涉铜钱案件为40件，占全部案件的13%。北方铜钱的使用比南方要广泛，因此，北方银铜比例大约是1:2；同期的南方地区，则在 1:3~1:4。
白银帝国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是无尽苦难。之前是官僚压迫，而白银帝国时期则是官商共同压迫百姓。白银在破坏了旧的等级观念的同时，又催生了新的等级观念。一些儒家理念中的正面思想，如“爱国”被效忠家族利益所代替。再如，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员往往非常重视“名节”，然而，到了晚明，名节敌不过十两银子的官员大有人在。
在当时，商人中有文化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没有文化的则可以通过捐钱成为官员。例如，正统年间的江苏淮安人徐颐、常熟魏姓商人，二人花巨资买了中书舍人的官职，其后魏姓商人还当上了主事。当时，北京有一句口头禅叫“金中书，银主事”。到了1451年，明政府正式允许卖官鬻爵之后，大富大商可以买大官，一般商人和地主通过捐钱也可以成为“义民”，好处就是可以头戴纱帽、免除劳役。
仅从咸化十年到弘治元年（1487年），长洲一个县就有差不多三百人花钱买“义民”的头衔，每人40两银。这一个县，仅卖“义民”名号的钱就达到了1.2万两。然而，“义民”们不会做赔本买卖，因为可以免除劳役，这些人变着法儿地将不相干的人收拢在自己的家园内，形成了一大群不用缴税的人。可以说，明政府在一方面增加了财政收入，却在另一方面导致了长期税收收入流失，并越来越对治理下的臣民失去控制。
商人买官、买义民称号，其主要不是为了免除劳役，而是使自己的生意更有保障。到了后期随着高利贷经济的发展，官商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变化，商人向官员放贷，从而紧紧地将官员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例如翰林院修纂沈懋学，为了应付官场越来越奢侈的消费之风，怕被别人看不起，也向高利贷商人借了三四千两银子，最终给后世子孙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债务。即使国家处于危难时期，这些人同样为了保护自己的荣华富贵拒绝帮助政府。例如，为了抵挡李自成起义军，崇祯要求大臣、皇亲国戚、宦官捐钱。结果如何呢？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崇祯皇帝号召捐钱结果官员也就捐了几十万而已，可李自成一逼问，至少得了两千万。正如崇祯所说：假如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大明就有救了。然而，这可能吗？
如果没有外敌、没有内乱，这种情况还不至于非常危险，但是崇祯就赶上了这个倒霉时期。而且，史上最大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来凑热闹。自1638年开始，中国连续十数年发生大范围的干旱，其后是瘟疫，与此同时水灾、地震也频繁发生。这一切又造成了粮食危机、通货膨胀。在经济发达的苏州地区，一斤大米的价格达到了100文，在陕西某些地方一斤大米的价格高到二三百文，显而易见，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大富之家也难以承受。崇祯年间，陕西华州故县堡的百姓将当时的物价刻在了石头上。
感时伤悲记
盖自累朝以来，饥荒年岁，止见斗米三钱倍增七钱者，余等痛此遭逢，尚谓稀有之事，岂料崇祯八、九年来，蝗旱交加，浸至十三、四年，天降大饥，商雒等处稍康，四外男妇奔走就食者、携者、负者、死于道路者，不计其数；万状疾楚，细陈不尽。余等菜羹糠食，幸得生全，出此大劫。回思苦状，可伤可畏，日夜难忘，以故纠众同心，立石谨志，后之考古君子览焉。
颂曰：嘱咐一块石，记载千古愁；来世有见者，难道不泪流。计开当年时值：
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大麦一斗一两四钱，荞麦一斗九钱，莞斗一两八钱，麸子一斗五钱，谷糠一斗一钱，柿果一斗一钱五分，核枣一升一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一钱六分，猪肉一斤一钱八分，红白罗蒲一斤一分，棉花一斤三钱二分，麻一斤一钱，梭布一尺五分……
粮食问题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实在太重要了。假如粮食问题真的像茅于轼等教授说的那样简单，花钱买的话就好了。可惜，动乱、战争发生时，你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官商在进行大量窖藏白银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用去向，那就是开典当铺。如果各位仔细观察的话，在刘瑾、严嵩、徐阶等高官的生意中，都有典当业。无论刘瑾、严嵩等奸臣庸臣，还是徐阶、张居正等忠臣能臣都一样。
由此看出，白银帝国下高度发达的高利贷经济是又一大特色。很显然，高利贷经济使农民、中小商人的破产速度加快了。如此，就造成官员更贪，民众更加仇视政府，知识分子走投无路，开始投靠农民起义军。而正是这种过于一刀切的政策，使得北方特别是西北缺银地区的百姓，最终因为无银而交不起税。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严重，农民起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对此，张居正强推一条鞭法的做法应该对此负有一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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