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众多领导人中，长期代行国家主席之职的，只有一个人。他不是周恩来，也不是朱德，而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
董必武代行国家主席，不是毛泽东或其他某个人一时的临时决定，而是由党中央在会议上正式作出的一个决议。
在共和国历史上，担任过国家副主席的有不少人，为什么偏偏只有董必武一人代行过国家主席职权？
当然，能力是主要的。除此之外，董必武在党内的资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董必武是开国元勋，也是建党元老。在党内，论资历，唯有他可与毛泽东相比。从建党到建国，作为参加过一大的建党创始人，在几十年中，只有董必武一人和毛泽东一直在党内且担负主要领导工作。不管是革命高潮还是低潮，不管是事业顺利还是遭受挫折，他和毛泽东在党内都是起着举足轻重的顶梁柱作用。早在1944年，党中央就赞誉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者”。
董必武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他本人曾这样形容：“五朝敝政皆亲历”。所谓“五朝”，是指清朝、民国初元、袁世凯篡国、北洋军阀割据、蒋介石篡权。其实，他是历经了六朝之人，因为还有一个新中国。这样的丰富经历和革命资历，使得董必武一直是毛泽东的重要助手，也是最理想的代行国家主席的人选。
董必武代行国家主席时，已经是八十多岁。他不顾年老体弱，操劳国务，会见外宾。
一次，他突然发病，头部疼痛难忍，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不能说话。家人和身边人员十分着急。经协和医院的专家仔细检查，确诊为三叉神经痛，并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一是做手术，切断三叉神经——这样做就不会再复发，但手术后可能引起面部变形。二是用酒精注射阻断三叉神经——这个方案不会引起面部变形，但过一段时间还有犯病的可能。秘书拿着医生的诊断书和治疗方案，去病房请示董老采取哪个方案。他考虑了一阵，用手指着第二方案点了点头。
方案决定后，有关方面从天津请来了神经外科专家为他做了酒精封闭手术，解除了他的痛苦。
在董必武病好后，秘书问他：“为什么不采取第一方案？那样可以一劳永逸，避免复发。”
他回答说：“如果采取第一方案，切断三叉神经，引起面部变形，我就不便接触外宾、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了，那会使我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我活着而不能为党工作，那比生病还要痛苦。所以我选择了第二方案。”
原来，他是为了维护国家代主席的形象才选择了次要的治疗方案。
到了1971年时，董必武已经行走很困难了，他坐着轮椅活动，接待许多重要的外国元首。1972年他以共和国代主席的名义，邀请索马里、斯里兰卡、赞比亚、墨西哥、马里、柬埔寨、法国、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等十几个国家元首来我国访问。
这些国家元首因为是以董必武代国家主席名义邀请的，按照外交礼节，邀请者应到机场或车站迎接，但是，他年事已高，行走艰难，已不能到机场或车站迎接客人。于是，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特别设计了由周恩来总理或李先念副总理到机场迎接，董必武代主席在宾馆迎接的特殊形式。
由于三叉神经痛疾病没有完全根治，一次，外交部接待外宾的时间已定，董必武突然发病。这种病事先毫无征兆，但发作时脸色苍白，面颊、上颌与舌头如针刺及触电般剧烈疼痛，不能说话，面部肌肉抽动，眼泪与口水直流，痛苦难以忍受。为了不影响接待工作，他让医生打了封闭针，暂时止住痛苦，按时接待外宾。
1975年年，董必武已是九十高龄，虽然疾病缠身，仍然坚持国务活动。1月16日，他在北京接见了马来西亚首任驻华大使，并与大使进行了交谈。这是他逝世前最后一次以代主席身份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外事和国务活动。
作为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语对手中的权力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即“人民是主人，人民代表和政府干部都是长工”。（陈冠任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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