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得了天下，会不会比满清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挺有趣的。当然，要做详细推演的话，也不太可能，只能根据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来做个简单的推断。我这里只从思想、制度、外交三个方面做个简单比较，虽然不能完全推演未来发展，但也能从中管窥一二。
思想方面，中国一向是外儒内法。但在汉人政权中，法所依赖的暴力会受到儒的约束，不然就是桀纣一样的暴君。然而满人则不然，他们是以蛮夷姿态入主华夏，华夏之儒管不到清朝皇帝的绝对权力，因为满清有八旗贵族集团的存在，所以儒生失去了对清朝皇帝制约的权力，这让清朝的统治阶级有了不受谴责的暴力。因此，剃发令下，孔子后人都得剃发，满朝士人还无人敢言。至于为了收税而制造的奏销案、哭庙案，并强制实行官绅一体纳粮，这种无节制的暴力在汉族政权中是很少能做到的。李自成身为华夏之君，其暴力行径必然受到儒的约束。不然，就会受到天下士林非议。事实上，李自成对的士绅的拷掠政策，就让他名声坏掉。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儒了。
由于满清是以夷狄而入华夏，因此，化夷就成了一个关键。清朝皇帝当然知道儒生们的想法，因此会尽力迎合。这也让清朝君臣纲常较之历代更彰，吃人的礼教逼压更甚，道学先生恨不得满地皆孝烈，人人殉死节。而大顺则不然，既然为华夏之君，就得受士人主宰国政、天子垂拱而治的那套理想制约。虽然中间会有不少波折，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如果李自成想要长久，就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因为治国当用读书人，所以儒生迟早会获得权力。这与清朝是很不一样的。
从制度上来看，大顺是吸取了明朝教训，改为重武轻文，竭力提高武将地位。文官俱受一品权将军节制。这让人感觉权将军有点像汉代的大将军。在汉代，大将军权力极大，内秉国政，外责专征，权力远在丞相之上。霍光、王凤、窦宪、梁冀、何进，这些人几乎都是权臣的代称。不过汉代大将军权力基础是豪强贵戚，大顺权将军若想依靠军队、武将、军系文官来对抗通过科举考试出来的庞大的士大夫群体，我持高度怀疑态度。不论李自成和后人如何压制文官，如果不是持续对外扩张，军队系统想要独自完成对文官的制衡几无可能。何况皇帝也要担忧权将军跋扈，凌驾皇权的问题。
明代皇帝重用的宦官系统，很明显遭到了李自成的唾弃，他入北京后就对宦官进行了大裁减，使宦官不到一千人，因此他不太可能使用宦官来压制文官。至于外戚，高一功很明显是受到了李自成的刻意压制，所以他仅仅只是威武将军，属于最低一级的将军。可以看出李自成也不太可能会使用外戚来压制文官，除非是出现了某些极为特殊的情况。
那李自成可能会依靠谁来对抗文官系统呢？我认为很有可能是皇亲。制将军李过作为李自成的侄儿，又掌握着后营，升任权将军压制文官理所当然。大顺五营作为野战部队，以后肯定会从中抽出部分来组建大顺未来的中央禁卫军，这支部队也将会是皇帝和权将军手上最具有威慑力的力量。而且根据唐制，大都督，大都护都是由亲王遥领。他们除了担任大都督、大都护职外，接班人甚至皇子还会担任大将军，高宗李治就担任过右武候大将军，章怀太子李贤、睿宗李旦、殇帝李重茂也担任过右卫大将军，节愍太子李重俊担任过左卫大将军。因此，在刻意仿照唐制的李自成那里，很有可能会让重要皇室成员担任权将军对文官进行牵制。
另外，明代的巡抚被改回节度使，掌管全省军政。与明代不同，大顺节度使也有武官，如马重禧就是果毅将军。这意味着，大顺的武官地位在地方也得到了空前提高，成为抗衡文官的一大重要势力。但会不会造成唐朝那样的军阀割据，很难断言。因为造成军阀的因素有很多，并不能因为大顺以武御文就轻易断定中国会出现军阀，何况17世纪的中国，存在着影响极大的士大夫群体，这本身就是对军方的牵制，因为这些人掌握了兵政府和舆论权。
至于吏政府文选司升为文谕院，也等于强化了对文选的控制。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天佑殿和吏政府的权力，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地方人事的控制。我这个结论是根据宋朝的流内铨发展来判断的，并不一定符合大顺的实际情况，只能说是有这个可能。不过，即便如此，我认为也很难挡住士大夫集团的夺权。
至于清朝，很多人都只知道军机处设立后的情况，但早期的重要政治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却没多少人知道。作为满人处理重大机要事务的机构，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达到了扩大并巩固对全国统治的目的，这也保证了八旗贵族在统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大顺则不会有这种贵族议事机构，只能依靠权将军对文官进行制衡，这就意味着，大顺对文官的制衡很难做到完全压制。
外交方面，以跟传教士的交往为例。李自成是怎么对待传教士的呢？在西安的时候，大顺军官员曾经询问过传教士郭纳爵、梅名高，得知他们是来华“阐明真教”的，当即下令释放，而且不准骚扰教堂。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又对教堂进行了保护，并在教堂门口挂了一个告示牌：勿扰汤若望。李自成进京三天后，汤若望还受邀去见了大顺高级将领，汤若望也邀请过大顺军的几位将领去教堂做客。正是因为他们关系还不错，所以汤若望的教堂庇护了不少人，包括陈名夏这样的官员。后来，想自杀的陈名夏遭到汤若望劝阻后，最终投降李自成，进入大顺朝廷任职。可见，对于传教士，李自成态度还是不错的。但对于跟国外的贸易态度，由于时间太短，因此很难推断，不过根据清朝初年的一些情况，倒是可以做个反推。
根据1654年1月19日的荷兰东印度事务报告，荷兰人在拜会尚可喜、耿继茂等人时，已经拿到了自由贸易许可，并准许在广州设立固定商馆。荷兰人连商馆馆长都任命了，谁知，清朝最后居然否决了这份协议。清朝对传教士的一些态度，也让在清朝待了十几年的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抱怨：鞑靼人比中国人本身更可怕，更猜忌，他们不关心外国人，也不想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外国人。这个态度跟大顺对传教士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从尚可喜和耿继茂等汉族高官的态度来看，他们是支持与国外的自由贸易的，虽然这只是个案，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只要有利可图，大顺并不是不可能开放自由贸易，而且在汉人高官中也不会缺乏支持者，尤其是在重武轻文的大环境下。
因此，如果李自成得了天下，很有可能会开创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在对外交往上也会比清朝更加开放，但大顺也很难取得像清朝那样的开疆拓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