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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回头看长征

红军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壮举,是毛泽东从逆境转向顺境的一段终生难忘的人生旅程。他的智慧、才华和坚定的革命精神熠然彰显,并为世人所称颂。长征胜利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的40年代,毛泽东经常回头看长征。由于他是长征的亲历者,指挥者,又是党的领袖,所以能以与众不同的眼光、角度和语言,对长征发表许多精辟的论述。

长征是被迫的,转移过早,仓促从事

毛泽东回眸长征时,谈到这次大转移的原因和时机问题。他说:因为第五次“围剿”没有打破,我们才“被迫突围”。经毛泽东修改近10次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也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红军退出中央所在地。”在这里,毛泽东用了“被迫突围”,《决议》用了“退出中央所在地”,它们准确地说明,长征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被迫和不得已才退出用鲜血创造并建设了数年的根据地。而有些史论著作却说长征是主动撤离和转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关于红军开始长征的时机问题,毛泽东认为“左”倾中央决定,1934年10月退出江西苏区,“表现了不应有的仓促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将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毛泽东还从军事理论上谈了再坚持一下的可能性。他说:“一个革命根据地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气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

正是由于“仓促从事”,长征出发时没有通盘周密的转移计划,也没有作充分的政治动员,就匆忙上路。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在一起,并参加了长征的欧阳毅回忆说:“部队出发前,不作深入的政治动员,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干部,下面稀里糊涂。转移时又不把握时机,主动歼敌,而是搞坛坛罐罐‘大搬家’式的逃跑。对这种逃跑式的搬家,毛泽东同志形容为‘叫化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只要狗咬不着就行,根本不想把狗打死。”后来毛泽东明确指出:长征开始以后,“左”倾路线又变为逃跑主义,继续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至遵义会议时才得到纠正。

在干部去留的安排上,也表现出“仓促从事”。毛泽东多次说:不让瞿秋白参加长征是不对的。临出发时,毛泽东两次找博古提出:瞿秋白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目标太大,身体又不好,还是带他走吧!但遭到拒绝。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在给江西苏区中央分局的电报中特意指出:“要妥善安排秋白同志。”另据伍修权回忆说: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还打算把毛泽东留在江西,大搞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

以超人耐力,历尽艰险,千辛万苦

毛泽东回眸长征时,多次谈到红军经历的千辛万苦和付出的牺牲,“红军不怕远征难”,首先是确认它的“难”,然后才指明“红军不怕”,这“难”,包括敌人的围追堵截和万水千山的险阻。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最早指出:长征在“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胜利完成了长征。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青年们说:“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又说,红军长征时,“一走走了两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他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指出:“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熏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

长征之苦,主要体现在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惨重损失。毛泽东1936年12月指出: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使我们被迫长征,“结果,是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惩罚”。“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七千人,成了‘皮包骨头’”。后来又说:“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时,只有二万五千人。”

长征的千辛万苦、艰难险阻,在毛泽东心里留下终生不灭的记忆。后来在谈话、文章中多次涉及这一内容。他曾对斯诺说:“到了1935年,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四个月,部队几乎不断地在行军,并且进行了最剧烈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要隘。通过强悍的少数民族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军的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

红军为什么能够战胜困难,取得长征的胜利呢?毛泽东接着对斯诺分析说:“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陕北并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和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正是在这种勇往直前和不怕牺牲精神的支持下,长征才取得最终胜利。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但决议须有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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