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四爷很忙：纪连海辣评雍正帝》，中国工人出版社
“师爷”的由来
“绍兴师爷”这个词里面的“绍兴”，是指清代的绍兴府。清代的绍兴府包括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个县，位于杭州湾南岸。全地区以会稽山为中心，两翼为浦阳江和曹娥江，山水秀丽，乃古越国腹心之地。自东晋开始，这里即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所谓“师爷”，是对古代官府衙门中幕僚的俗称。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场所，以幕为府，故称幕府。在幕府中办事的那些类似今秘书、参谋等文职佐理人员，就叫幕僚或幕友。他们是一些受过专门训练，在法律、财会、文秘等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一技之长的读书人，被各级地方长官聘请为某一方面的私人顾问，不带官职而参与政务。官员称幕友为“西宾”“西席”“老夫子”“先生”，幕友称官员为“东翁”“东家”，平时幕友与官员可以平礼相见。
问题在于，“师爷”这种角色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难道真的是从邬思道开始的吗？
其实，“师爷”这种角色古已有之，而且在历史上并无任何贬义。从战国时期信陵、孟尝、平原、春申“四大公子”门下养士起，中国历代政治舞台上出场人物的身后总是少不了门客帮闲。
这些人或出谋划策，或代笔捉刀，或随吟清谈，或承宣接洽，各持其事，各为其主，成为政治上的重要配角。只是他们一直未能形成专门的职业群体。
直至明代晚期，特别是清代，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幕友佐治才得到法律及社会的广泛认可，门客幕友才成为各项政务不可或缺的人物，各级官府衙门里都有幕友参预政务，尤其是府、县两级衙门，至少要聘请刑名、钱谷、书谷、挂号等四五名幕友，于是便有“无幕不成衙”之说。
为什么“绍兴人”会更多地充任“师爷”的角色呢？
绍兴位于杭州湾南岸，山川形胜，经济发达，自然环境优越，历史文化深厚。自东晋起，这里就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多有文人学士聚居于此。
中国封建社会信奉“学而优则仕”，读书人的才智只能献给帝王，绍兴人自然也热衷于走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仕途。于是一代一代，绍兴府中有进士744人（其中山阴、会稽两县625人）。
当然，能够在科举中踏上仕途、出人头地者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在谋求仕途的过程中被淘汰出局。加上清雍正年间因“文字狱”，曾一度下诏连续7年停止浙江乡试、会试，使浙江尤其是绍兴的读书人受到重大打击。
于是那些科举场上屡试不第，自觉仕途无望的许多绍兴人，便被迫放弃举业，或转而学商，走聚财致富之路；或转而学幕，走充当师爷、替人佐治之路，经商和游幕遂成为绍兴人谋生之道中除了从事体力劳动的农工之外的两大“热门”。
那些未来的师爷们不可能像当今的律师或某些专门人才那样，通过大众传媒来宣传和推销自己，他们主要依靠同族、同乡、师长、亲友等有特殊关系的官员推荐而获得幕席。
好在绍兴府所出的进士特多，京官、外官中都有不少绍兴人。这些官员或者自己带上可做幕友的同乡、亲友赴任，或者推荐给同僚、同事，而获得幕席者又提亲携友，把有类似境遇和才智的朋友或同窗介绍出去当幕友。
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域人际条件，使得绍兴一带的幕友逐渐走向全国。加上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善于谋划和娴于辞令，这些适于作为智囊人物的自身素质条件，使得他们易于适应幕僚生涯，并且干得相当出色。他们互通声气，上下其手，构成网络，且幕学的授受一般都是在亲友古旧中进行的，久而久之，便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形成“绍兴师爷”这一庞大的职业群体，甚至有“无绍不成衙”之势。
实际上，清代各省读书人都具有当一名师爷的才能及可能性，而清代的山东、四川、江西、江苏等省份也都出过不少“名幕”。不过总的来说，长江中下游及钱塘江下游地区是全国各衙门师爷最主要的供给地，其中又确实以绍兴人最多。
于是乎，逐渐地，“师爷”与“绍兴人”就连在了一起。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绍兴师爷”真的有本事吗？
那是当然。绍兴师爷擅长舞文弄墨，城府极深，能翻云覆雨，几个字可扭转乾坤，故有“刀笔吏”之称。
1689年，康熙皇帝亲临绍兴大禹陵祭禹，文武官员在禹庙台阶上列队行九叩大礼，康熙最前，官员们按官职大小前后排列，在行礼中，浙江藩台不慎将朝冠掉落，被（前排的）将军瞥见，将军与藩台素来不和，事后便向朝廷参奏。
按清朝律法，朝冠落地乃是对皇帝的大不敬，罪责严重。吏部下令要浙江巡抚查复，浙江巡抚有心保这位掌全省财政大权的同僚，但又不敢得罪满籍的驻浙八旗最高长官的将军，于是秘密召来众多绍兴师爷，出高价求两全其美的复章。
一师爷在听了巡抚叙说后，稍加沉吟，拟出八字妙文，曰：“臣列位在前，礼无后顾。”这复章对将军全无得罪之处，又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且言外之意，若将军看到在后面的藩台掉冠，则必后顾，乃属不敬。朝廷接到这个复章，只好不了了之。
事后，这位绍兴师爷获得一字一千两银子的高额报酬（实为九字，但第一字系自称不计酬）。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说邬思道是“绍兴师爷”的鼻祖呢？
鼻祖邬思道
关于邬思道的生平，说法不一。我们还要从田文镜说起。
田文镜是汉军旗人，非正途出身，康熙二十二年以监生授县丞，用了三十多年才升到侍读学士，雍正元年奉派去华山致祭，揭发山西巡抚瞒报灾情，从此开始深受雍正皇帝的信任，命他署理山西布政使，不到两年就升为河南巡抚。
田文镜与邬思道又有什么关系呢？
据说，绍兴人邬思道自幼好读书，科举不得意，家贫，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当时的巡抚田文镜慕名聘请邬先生入幕。
邬思道是如何赢得田文镜的信任的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邬思道替田文镜承办一件棘手的案件，案子上报北京刑部顺利通过，不像以往屡遭批驳。
还说有一日，邬先生对田文镜说：“君愿为吐气督抚，抑或庸碌督抚。”田文镜答，当然想做吐气督抚了。邬先生就说：“既然你想做吐气督抚，就得听任我替你办一件事，此事你却不可掣肘。”田文镜就问是什么事，邬先生就说：“我替你准备了一篇给皇上的奏章，如果这道奏章送上去，你的大业便可成。只是此奏章内容你一字也不能看，不知你能不能信任我。”
田文镜与邬先生相处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深知邬先生有胆有谋，于是慨然答应了。原来这篇奏章的内容是弹劾隆科多的，隆科多是雍正的娘舅，官居大学士，隆科多倚拥戴之功，常做越礼违法之事，雍正这时已对他非常厌恶，正想清除他而苦于无从下手，因满朝文武虽知隆科多不法，但慑于其权势，无人敢揭发。
邬先生摸透了雍正的心理，所以敢做这件其他人不敢做的事。雍正看了奏章，正求之不得，立即将奏章发交六部核议，办了隆科多的罪。从此，雍正对田文镜宠遇日隆，而邬先生也声名远播了。
邬思道以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官场经验，不仅赢得幕主田文镜的宠幸，且为雍正皇帝所看重，从而成为绍兴师爷公认的祖师爷。雍正皇帝常在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朱批“朕安，邬先生安否”？这就使以邬思道为代表的绍兴师爷身价百倍，为各地督抚所瞩目。
而邬思道最终结局如何呢？
大起大落终归土
这位邬师爷，深知“高处不胜寒”的道理，急流勇退，告老还乡。他归家后著有《游梁草》《抚豫宣化录》两书，以田文镜的名义刊行，皆述游幕之道。此两书后被师爷们奉为枕中鸿宝。绍兴师爷名气由此大振，师爷以绍兴为贵，也为各地官署所公认。
邬思道离开了田文镜。没有了邬思道的田文镜如何了呢？
田文镜为政过于严苛，比如推行垦荒、摊丁入亩、追讨积欠，为完成任务一味迎合上意，对下属和百姓残酷刻薄，于此世人不无非议。
此外，雍正喜闻祥瑞，田文镜颇为迎合，《永宪录》说：“河南总督田文镜进瑞谷一茎十五穗。”到雍正后期，田文镜多次瞒报河南灾情，为雍正所察觉，雍正皇帝上谕：“田文镜近来年老多病，精神不及，为属员欺诳……”此时田文镜其实没病，雍正皇帝实际上是劝他知难而退。不久，田文镜奏请解任，“旋卒”，谥号端肃。显然是和失宠后思想落差太大有关。
“绍兴师爷”后来是如何发展的呢？
晚清，绍兴师爷中能人辈出，官吏争相聘请，最负盛名的，有革命先烈秋瑾的曾祖秋桐豫受聘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章士杰受聘于两江总督曾国荃，马家鼎受聘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程壎受聘于直隶总督李鸿章，特别是号称一代名幕的娄春藩，先后被李鸿章、袁世凯、端方等六任直隶总督相继聘用，可谓权威高矣！
李鸿章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时，对部属十分挑剔，然而对娄春藩却十分尊重，凡奏折、刑钱、盐务等皆委娄办理。其时永定河常有水患，娄春藩经多次实地考察，查明泛滥原委，为李鸿章制订出一个治水计划，河患大减。在他主持总督府文案期间，直隶省无冤狱发生。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督署同僚皆闻风而逃，娄春藩独留不去，苦撑局面至事平。庚子和议后，李鸿章拟保奏他出任京官，但被他婉辞了。
“绍兴师爷”又是如何消失的呢？
清末，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政府高唱“变法”，陆续颁布并实行一些“改革”措施。政府整顿官僚政制，削减了一些重叠和虚设机构，各省也相应裁撤了不少衙门与人员。各级官吏的裁减，迫使大量绍兴师爷离开官场另谋出路，他们的活动和影响随之弱化。
同时，由于清朝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校、奖游学等，使办学堂和出国留学蔚然成风。1911年，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达 5 万多所，有学生 100 多万，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他们用在国外或新式学堂中学到的知识武装自己，逐渐取得政治舞台上的优势，从而极大地冲击并削弱了绍兴师爷在清朝政坛的地位和作用。
在改革官僚政制和提倡新型文化的氛围中，清朝政府号召各地司法独立，在北京设立大理院，各省设立高等厅，各府、县设立地方厅，审理讼事由法院专使司职，同时，起用归国留学生和各地法政学堂、法政速成班的毕业生充实各级衙门，并用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绍兴师爷的传统审判方式，以新型的司法专门人才取代刑名师爷，从根本上动摇了绍兴师爷垄断司法审判的基础。
而且，由于此类法政学堂、速成班除专授法律专业知识外，还兼修经济、财政、会计、统计等学科，其毕业生便以其所学广泛渗入行政机构的各个层面，使绍兴师爷师徒相授的钱谷秘诀逐渐归于淘汰。随着绍兴师爷刑名、钱谷两大优势的渐次丧失，其群体土崩瓦解，其作用和影响也就由衰微而至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