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袁世凯，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对于他是怎样夺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宝座的，不少人却就知之不确，甚至以讹传讹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北京，皇帝贵戚吓得魂不附体。10月12日，清廷命陆军大臣萌昌率冯国璋、段祺瑞部北洋军两镇火速开赴湖北镇压。
可是，这些北洋军“人人心中只知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根本不把萌昌夹在眼缝里，任凭清廷怎样嘶喊，急得七窍生烟，硬是磨磨蹭蹭。
清朝内阁总理大臣亦匡力提出：“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
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
袁世凯闻迅后没有半点激情，以“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为词而谢绝，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短短“足疾未愈”四字饱含着他的辛酸和愤慨。
接着，袁世凯向清廷提出了六项条陈。其中，有的条款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多年奋斗追求的目标，有的条款可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燃眉之急。袁世凯强调这六条，缺一不可，否则愿老死彰得也不出山。
11月8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清廷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他督率北洋军一举攻下了汉口、汉阳后，却于12月1日出人意料地命令冯国璋部不得越过长江，而派使节与湖北军政府督黎元洪议和。
溥伟、善耆等皇室亲贵气急败坏地质问道：“龟山大捷，汉口收复，乘胜渡江，武昌指日可下，为何既打胜仗，尤需停战言和？”可见，袁世凯及时停战言和，违背了顽 固派的意愿，符合人们厌乱盼治的要求。
早在清末，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就废除科举、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倡导宪政。因此，日后袁世凯一度受到资产阶级的拥戴，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11月2日《神州日报》登载文电，华侨及留学生指出：“废满帝建共和，袁助民党中外欢迎。”11月9日，民军战时总司令黄兴在湖北致函袁世凯，称赞他的才能“高出兴等万万”，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
两天后，黎元洪等人代表湖北军政府对北方和谈代表刘承恩说：“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先。”
11月14日，刚举为临时大元帅的黄兴发通电，表示“暂充临时大元帅，专征北伐，以待项城充当民国大总统，组织完全政府。”当时，方方面面的人众说纷纭，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则趋于一致。
12月21日，孙中山获悉辛亥革命爆发，从美国绕道欧洲归国。29日，17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立即致电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日，他又致电袁世凯说：“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以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证”。
南北各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劝说清帝退位，就可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
袁世凯虽然手握重兵，与清迁有尖锐的矛盾，但也有难言之隐，担心“若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指宣统 帝和隆裕太后）；为万世所唾骂”，深深地被载之儒家经典、流传千年的忠孝节义所困扰。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他还是果断地采取了逼清帝位的措施。
经过袁世凯苦口婆心地劝说，软硬兼施地威逼，2月12日，宣统皇帝终于接受优待条件，宣布退位，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
当时，胁迫清帝退位要冒很大风险，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的。1912年1月17日后，清宫连日召开御前会议，主战者甚多。皇室中以良弼、铁良为首的宗社党，以挽救清朝覆亡为宗旨，认定袁世凯是心腹大患难与共，必将除掉。
1月19日，驻北苑的陆军第一镇擅自开到黄寺，荷枪实弹，准备清帝退位诏书一下，立即围攻袁世凯内阁衙门。一些清朝军人向袁世凯投递匿名信，恫吓道：“我辈军人为保皇起见，不得不筹最后选 总之手段”。
社会上还风传，袁世凯居住的锡拉胡同被人埋上了地雷。他不得不避居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新建的迎宾馆内，派300余名佩带勃郎宁手枪的卫士日夜把守，以防不测。
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也遭到世俗偏见的嫉恨。袁世凯的长女袁伯祯嫁给了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幼子张允亮，两家本来过从甚密。可是，张人骏做人的准则是“食君之禄，当报王恩”，认为袁世凯是清朝的叛臣逆子，从辛亥革命后便断绝了与他的来往。
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骨子里要推翻清朝”，联袁“推翻260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黄兴也认为，倘若不用联袁倒清的策略，“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他们充分肯定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期逼清帝退位的历史作用。
那么，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什么要让位于袁世凯呢？
首先，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着财政危机、军饷无着、借款无望等难以克服的困难。陆军总长黄兴痛感“军队既不堪战斗，而乏饷且虑哗溃”，伤心地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
其次，同盟会信仰危机，“政见纷纭，争执不断”。不少革命党人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多不赞成，虽经“先生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
光复后的各省，无一省宣布遵循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经济建设。孙中山逐渐受到孤立，用他自己的话说，“忝为总统，实同木偶”。有人说，他的政令“不出南京城，甚至不出总统府。”
仅此两项，就足以致南京临时政府于死地。1912年2月13日，当袁世凯完成逼清帝退位的任务后，孙中山立即实践自己诺言，一面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一面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
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17省代表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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