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有很多城市充当过国家的都城，这其中，有河南的南阳、许昌、登封、偃师、商丘、安阳、卫辉、西安、洛阳、临淄、江陵、寿春、易县、新郑、开封；山西的太原、大同；陕西的凤翔、咸阳；浙江的杭州、辽宁的沈阳、四川的成都、还有南京、北京等等。
显然易见，作为古中原地带，河南一省所出现的都城最多。
在这些充当过国都的城市中，又以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最为著名，号称“六大古都”。
这六大古都中，最为历世君主所看重的是洛阳和西安。
古语有云：得此二都者得天下。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在定都问题上，都会优先考虑这两座城市。
比如说，楚汉相争，笑到最后的刘邦先把位处天下之中的洛阳定为都城。
可是，名士田肯曾向他描述过关中长安的种种好处，说：“秦地关中形势险要，有由山河环绕所围成的险阻，与其他地区有绵延千里的高山相隔断。即使函谷关以东地区拥有百万执戟的士兵来攻，关中只需用其兵力的百分之二就可以抵挡住。而凭借关中的有利地势用兵于诸侯，就犹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另一个名士娄敬更是和刘邦大谈长安和洛阳二地的优劣。娄敬说：“洛阳饱经战火，残破不堪，哀鸿遍野，白骨如山。而关中是四塞之地，背山面河，经过秦的历代经营，物阜民丰，据关中，面向中原，进可攻、退可守。”
刘邦的谋张良也说：“洛阳虽然有崤山渑水，但空间局促，没有战略纵深，容易被压缩，四面受敌。而且还没有沃野千里的大后方，的确不是用武之地。而关中西倚陇西，可进可退，八百里关中，土沃民富。南有巴蜀，天府之国。背靠高原，有长城可恃。三面有险可据。东还有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此操控天下。太平时，由黄河水运供给京师；战事起来，顺流而下，无往不利。确实是金城千里，帝王之都。”
最终，刘邦把都城迁往了长安。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立国，经过他和儿子汉明帝两代人的励精图治，国力昌盛，人民生活富足。到了汉章帝时代，群臣也有过迁都长安的争论。而这场争论，最终以大史学家班固上了一篇流传千古、气势恢宏的《两都赋》来宣告结束。
东汉王朝灭亡后，又经历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南北朝大分裂，到了隋唐两朝。这两朝对洛阳、长安东西二都都难以取舍，结果，都采取“两都制”。到了唐朝的高宗、武则天朝，干脆把原设置在长安的国家行政班子迁到了洛阳，给洛阳改名“神都”。
北宋开国之主赵匡胤的帝位窃取于后周，所建都城汴梁（即开封）为四战之地，周围没有山岭险阻，又缺少了燕云地带做屏障，国都置身于辽国的兵锋之下。为此，赵匡胤曾提出：“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打算先迁都洛阳，有可能的话，再迁都长安。
可是洛阳经济凋敝，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而汴梁已得运河漕运之利，可取天下米粟以养京师，最终没有迁成。后来也就出现了“靖康奇祸”。
南宋高宗赵构南渡过江，洛阳已落到金人手里。于是，南宋君臣就曾想把都城迁到长安。
京兆府知府、永兴军路经略制置使唐重就力主宋高宗赵构入长安以避敌锋，建都以救国，立太子以安人心，通好夏国以缓敌势，说：“关中百二之势，控制陕西六路，捍蔽川峡四路。关中固，则可保秦蜀十路无虞。”
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张浚更是坚持：中兴当自关陕始。
他说：“所谓天下若常山蛇势，秦、蜀为蛇头，东南为蛇尾，中原为脊梁，要中兴宋室，就必须从川、陕开始。”
可惜，张俊入陕经略西北，“富平会战”，基本家底输光，迁都长安，也就只能成为梦中呓语了。
时间推至明朝，从黄帝、夏商周三代而下，中国所呈现出的东、西方相争的政治格局已经转化成了南、北格局。
明太祖朱元璋取南京，占浙西，“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南京附近的州县作为取天下的根据地，最后建都南京。
不过，明太祖朱元璋雄材大略，目光并不局限在南京，也不放在洛阳和长安上，而是想把都城迁往北京。
因为，幽燕之地乃是南北相争的关键：汉族政权失去它，只能偏安南方；游牧民族占有它，则可挥鞭南下。最终，把这件大事办成的是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将国都成功迁到了北京。
清承明制，国都也定在了北京。
大概在1948年年初，中国共产党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明朗，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建国后的定都问题了。
那么，毛泽东最早选定的新中国首都是哪儿呢？
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回忆录记载，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时，就已经开始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了。
当时，有人猜测，延安圣地就在陕西，而共产党在陕甘宁有广大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西安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国民党就盘踞在南京，一旦打败了国民党，攻取了南京，那么在南京建都也很顺理成章。甚至还有人考虑过开封，当然，更多人想到的是北京。
可是，毛泽东最先考虑的都不是这几个城市。
毛泽东比明太祖朱元璋更加雄材大略，他所看好建都的城市，是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来没有人想过的——哈尔滨！
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的版图如同一只雄鸡，而黑龙江就象一只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市就是这“天鹅项下的珍珠”，晶莹、美丽、璀璨、耀眼。
不过，毛泽东看好的不单单是这座城市的美丽，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和国际环境上去考量它的地理形势和价值。
当时的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便于和苏联沟通，在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上也很便利。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我国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可是，东北战局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了交通要道。
鉴于此，毛泽东果断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东北，随后把定都的目光投向了北京。
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曾在西柏坡和毛泽东有过一番定都北京的长篇宠论。
毛泽东征求王稼祥的意见，说：“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
王稼祥认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缺陷很大，不宜定都在南京。而西安地理上太偏西，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经济落后，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已经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所以，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应选在北平。
王稼祥分析说，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
毛泽东认可了王稼祥的说法，爽朗地笑着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审议了关于拟定国都的意见后，开始表决，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确定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将北平改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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