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太平军声势的影响，湖南政局动荡，曾国藩随即采取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叛逆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凡被抓入审案局的，很少能活着出去。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四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曾国藩故居，依山傍水，人杰地灵
曾国藩实施恐怖政策，使湖南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坚不可摧的基地。尽管得到咸丰的赞赏，却被老百姓和社会舆论称之为“曾剃头”、“曾屠户”。
借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成为大清的“中兴第一名臣”。据说，他一生中曾有四次被别人劝说当皇帝。能不能做皇帝？他为什么不当皇帝？
首先，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使他不会称帝。
实际上，曾国藩并非天才，还有点“最钝拙”，然而却“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梁启超曾说：“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他通过研读理学，成为集合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与士大夫为一体的人，但又能很好滴契入那个那么动荡的时代。因此，他还被称为“士大夫的最后典范”。
其次，没有形成自己的势力阵营。尽管曾国藩手握重兵，一度达到三十万，但是，他并没有自己的“阵营”。
当时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都是曾国藩的手下，湘军的“大佬”。可是，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说的一样：“共患难时大家可以是朋友；同富贵时往往成了仇敌。左宗棠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之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肯对我俯首称臣?再说李鸿章，我若平稳安泰他就是我的学生；我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还有那个李秀成，他投降了，就是一只丧家犬，谁还听他的?再说，朝廷防我之心令人枕席难安。”
再次，当时的清朝在北方的统治很牢固。尽管清军对付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不行，对付冷兵器的中国人自己的军队还是可以的。要不然，太平军早就进北京了。
而曾国藩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江南数省，内部矛盾重重，加上清廷早有防备，如清廷派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
相对于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曾国藩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白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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