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数千年的专制思想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孤傲、专横并没有在她身上消失，所以她不愿主动吸纳新知识，导致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无知。令中国人汗颜的“马拉火车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1865年，一个叫杜兰德的英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长约500米的小铁路，“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目的就是让清朝统治者对铁路有个直观认识，进而同意修筑铁路。
这恐怕是在华夏大地上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一段铁路了。但是这段被英国人称为“小广告”的小货车没能跑几天，就被慈禧以“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饬令拆卸，群疑始息。”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四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了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但是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于是慈禧决定：如果想修铁路的计划得以批准，必须以驴马拖载，方可批准。
虽然清廷拆毁了宣武门外的小铁路，但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人还是用了一个骗局，打着“供车路之用的铁器”的名义，运进钢轨和机车，“擅自”在上海闸北和吴淞口之间修建起了中国第一条经营性铁路—吴淞铁路。
吴淞铁路的建成通车又大大地激怒了清廷。而发生在1876年8月的一起火车撞死当地一名行人的事件，更是加剧了清廷官员和老百姓对于铁路公司的敌意，但是洋人由于鸦片战争的胜利，在中国趾高气扬，把清朝政府都不放在眼里，说要拆除铁路就得赔钱，清政府没办法，于是运行尚不足一年时间的吴淞铁路也在被清廷“高价回收”以后，被慈禧太后勒令拆除。
1879年，李鸿章“专折具奏”请求朝廷允许他在唐山至北塘河岸边的芦台间筑造一条45公里长的运煤铁路。在同时获得了恭亲王、醇亲王的支持下，慈禧起初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是不久后，由于顽固派的极力反对，“老佛爷”又收回成命。
眼看着煤矿就要出煤了，铁路不让修，煤河又挖不通，这可如何是好呢？
“李鸿章是个相当聪明的人，唐廷枢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假称要在胥各庄和唐山间修一条“快车马路”，也就是说，不使用机车，只用骡马拖载。经过了如此一番的“包装”，才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于1881年6月9日“正式开工”。
1881年11月8日，唐胥铁路正式通车。一台名为“中国火箭号”的简易蒸汽机车满载前来观礼的地方官吏绅商的“花车”以每小时30多公里的速度开了一个来回，在场的人无不欢欣鼓舞。
洋务派们沉浸在通车的欢愉中。为了这一天，他们实在等得太久了。但短暂的欢愉过后，一道慈禧的懿旨又来了，原来，小火车在唐胥铁路上开通的消息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慈禧大怒：明明说建快车马路，怎么又跑起机车了呢？同时，朝中的顽固派更是火上浇油，称“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
于是，中国铁路史上最可笑的一幕发生了，火车的车头被卸掉，换上了几匹马，在标准化的铁轨上，几匹骡马拉着笨重的火车头和一车一车的煤炭，往来于唐山和胥各庄之间。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到中法战争爆发的前夕。
随后，出于对用煤量的激增，又经过唐廷枢等努力补救，好话说尽，极力开导，几个月后，机车才恢复行驶。他的愚蠢害了中国，
慈禧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危殆时刻，没能够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没有顺乎潮流，励精图治，奋起直追，没有痛下决心进行改革，使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化的大潮之中。相反，她将一己的权力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还重，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没有把中国带入现代化的门槛。这是她自己的愚蠢，却给整个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数的悲剧和巨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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