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八月初五下午三点钟，一辆从北京驶来的蒸汽火车轰隆着在天津站停下。站台上顿时喜乐喧嚣，等候多时的天津文武官员来了精神，纷纷向一位下车的大人物涌去。
这位大人物就是进京陛见归来的三品按察使衔、督练小站新军的袁世凯。他刚刚被光绪皇帝擢升为二品顶戴、候补兵部侍郎--这就是满城文武官员热脸相迎的原因。
袁世凯高兴地和大小官员一一致意，跟着进入早已筹备的盛大的欢迎会。似乎天津全城的官员都来了，场面颇为热闹。天津是督府所在地，但二品侍郎也算是屈指可数的高官了。在场的许多人眼看昔日的同僚现在进步到自己的前头去了，心情复杂，羡慕、妒忌和巴结的心态各有。而老袁一如既往的亲切、热情，不慌不忙，请皇上、太后圣安，入座同大家行礼如仪，再激动地转述陛见盛况，表态“天恩浩荡““效忠皇上“云云。最后，袁世凯与各位告别，出站，奔赴直隶督署。
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是荣禄。作为老袁的直接上级，荣禄一直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多次举荐、笼络他。如今袁世凯荣升了，众人想当然地认为荣禄肯定准备了盛大的宴会给爱将接风。
谁知，袁世凯一入督府就被荣禄“扣“住了，而且这一“扣“就是数日之久。
就在第二天，北京城发生了可怕的政变，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在历史关键时期，天津督府内发生了什么事情?袁世凯风风光光、风平浪静的背后有什么秘密呢?
袁世凯并不属于荣禄他们的圈子。他发迹于朝鲜，最开始是李鸿章的人。甲午战争战败后，李鸿章的势力元气大伤，袁世凯也从朝鲜撤了回来，成为官场的散兵游勇。他开始上下走动，交结各种人物，图谋东山再起。当时朝野对旧式军队失去了信心，袁世凯就撰写编练新式军队的书籍，向各方呈送，最后被荣禄等人看中，去天津小站训练新军了。在袁世凯这一时期认识的人中，包括康有为等人。袁世凯曾向光绪上书，建议变法。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和康有为任职的工部都不肯传递，最后还是袁世凯通过督办军务处代递的。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是发起人之一。袁世凯和康有为的关系很好，袁世凯去小站之前，康有为等人为他设酒饯行。
袁世凯亲近康有为等人，无可厚非。袁世凯内心赞同变法、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维新派能为袁世凯升迁出力，无论是忠君报国还是谋求个人发展，袁世凯和维新派混到一起去都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变法开展后，一会儿是礼部六堂官被革职，一会儿是几天后谭嗣同等四位军机章京顶替旧人上任，朝野纷纷扰扰。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接连受到鲁莽的打击，大惊，内心更加厌恶维新变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康有为等人“针锋相对“，寻求军事外援。这个外援就是天津的袁世凯。于是七月底，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越级提拔为兵部侍郎，并赋予专管练兵大权。袁世凯非但没有喜悦，反而在宫廷的各种眼光注视下惊得冷汗直流。维新派鲁莽冒进至极，紧接着决定开懋勤殿，专预新政，企图踢开军机处，成立新的施政机关;八月初又召见伊藤博文，鼓吹任用甲午战争的仇敌为大清的客卿。维新派的手伸得太长、胃口太大了，保守势力忍无可忍。既然维新派不客气，保守势力也要不客气，要“刺刀见红“了。
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轻视太后重新训政。保守势力正式准备政变。有所预感的光绪皇帝在前一天(八月初二)，给康有为密诏：“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分子接到诏书，痛哭失声。他们没有躲避，而是孤注一掷，决定通过军事政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找谁的军队发动政变呢?康有为记得袁世凯曾写信愿意为维新“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当日夜里，一身豪气的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住的法华寺，假传圣旨，要求老袁出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废黜慈禧。袁世凯又出了一身冷汗。他的新军虽强，但周围有军力更多的其他部队，况且小站离北京三百里路，长途奔袭颐和园无异于异想天开。总之，康有为等人的政变机会就像小孩子在做白日梦。袁世凯明知不可为，但谭嗣同慷慨激昂，逼他表态，袁世凯不得不表态效忠光绪，拥护政变。当晚，谭嗣同和袁世凯没有商定政变细节。八月初四，康有为离京而去，留在北京的谭嗣同、梁启超和袁世凯还是没商定政变细节。就在初四这一天(9月19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宣布将光绪由大内移驻瀛台。保守势力提前开始政变了!
天津的荣禄拥护慈禧太后，一直关注维新发展。袁世凯突然受召入京，无由头地晋升兵部侍郎，让荣禄疑惑重重。他调动军队，增兵天津加强防守，同时调兵到长辛店牵制小站新军。最后，荣禄以列强出兵大沽口为由，急信袁世凯，要他迅速回防。袁世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初五乘车赶回天津的。
袁世凯出天津火车站，坐轿子来见荣禄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天色已晚，荣禄还是接见了他。荣禄和袁世凯两人都心怀鬼胎，可谁也没有谈及政变一事。荣禄没向袁世凯谈及保守势力的政变计划，也没问袁世凯和维新势力的勾结。袁世凯是心急如焚，不知道如何谈起。前两日加授侍郎衔后，袁世凯按规矩到颐和园去向慈禧太后谢恩。袁世凯跪在地上，瞥见慈禧太后脸拉得很长。她指着袁世凯问：“皇上问你“倘令汝统带军队，汝肯忠心事朕?“你怎么答的?“袁世凯愣住了，一时忘了自己怎么回答的。慈禧冷笑一声：“猴崽子，你说的是“一息尚存，必思图效“，对吧?“袁世凯顿觉毛骨悚然。慈禧最后警告说：“要图效大清朝廷，整陆军，原是要紧，但皇上也太觉匆忙，我疑他别有深意，你须小心谨慎方好。下去吧!“袁世凯多日后怕，深感保守势力的强大，极想把维新派要他出兵政变的事告诉荣禄，又不知如何开口。一五一十地说吧，自己和维新派关系太深，难以洗清罪名;而且光绪皇帝似乎给了维新派密诏，这可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总之袁世凯顾虑重重。他知道荣禄肯定不是维新派的，但内心又有点捉摸不定维新派和保守派孰胜孰负。就在袁世凯故作镇71 定，而拜访荣禄的官员又不止一位。当时还有一位叶姓官员在场，袁世凯于是没有示意荣禄要面对面密谈。
一直到夜里二更，袁世凯和荣禄不着实质内容的会谈才结束。荣禄“留“袁世凯在府上住下，不让他返回小站军营。
八月初五，袁世凯什么都没和荣禄说。但是事后盛传袁世凯当晚就将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向荣禄全盘托出，邀功请赏。传说同时还说荣禄连夜乘坐专列，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慈禧太后这才发动政变，镇压变法，血洗维新力量。这个说法越传越广，连教科书都如此记载。在其中，袁世凯是个可耻的告密者。
真实情况是袁世凯当夜根本没想好怎么述说情况，也没找到机会告密--内心也有那么一点犹豫要不要告密。除去袁世凯不说，有四大证据可以反驳主流说法。
首先，主流说法高估了清朝铁路交通的能力。当时天津到北京的蒸汽火车运行要调动各个机关衙门，需要沿途各站的配合。就算荣禄深夜知道了政变计划，要在几个小时内调动整条铁路线的人员和物资，开出专列，在天亮前赶到北京是不可能的。这还没考虑上北京城宵禁的因素呢!
第二，宫廷制度规定荣禄不可能深夜闯宫求见太后。慈禧太后名义上已经归政光绪，退居后宫了。她不能随时随地、直接无碍地接见朝廷大臣--更不用说在后宫深夜接见了。慈禧太后甚至都失去了直接接收大臣上奏的权力。几天前，杨崇伊要求镇压维新的奏折就是密奏，而且是通过庆亲王奕劻带入后宫转呈的。即使荣禄一定要深夜闯宫，也一定要拉上奕劻。这又要大费周折，消耗时间。
第三，袁世凯回天津的第二天(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在早朝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当天早晨的上谕给康有为安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其中并没有“军事政变“的罪名。前两项罪名只能让康有为“交刑部按律治罪“。而军事政变的罪名则可以一招置康有为等维新势力于死地。保守势力为什么不用呢?因为他们还根本不知道维新当人有政变计划。
最后，推翻袁世凯在初五告密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杨崇伊上奏后保守势力就计划政变了。荣禄作为保守势力的核心成员，深知政变计划已经在初四开始。
那么，即使袁世凯将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全盘托出，也不会改变已经射出的政变利箭。因此根本不存在袁世凯告密引起保守势力连夜政变的说法。那么，难道袁世凯始终保守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吗?不是的。他在第二天将计划完全报告给了荣禄。
八月初六，杨崇伊奉命赶到天津宣读北京政变、太后重新训政的通告。荣禄从他那里知道了袁世凯在北京的几天和维新派交往甚密的情况，疑心大起，下令传还在府上的袁世凯来见，同时“令卫兵夹道罗列“，务必要探清楚袁世凯的虚实。袁世凯已经知道慈禧太后提前下手，维新力量彻底失败的消息，见到荣禄重兵罗列的架势，内心恐惧，主动将三天前(初三夜里)谭嗣同在法华寺的计划完整道来。荣禄的幕僚在笔记中有“袁大哭失声“，“跪求荣为作主“的记载。我们透过此等细节，可以想象当日的情景。
到最后，袁世凯还是背叛了维新派，告密了。但是他在初五告密还是在初六告密，是有重大区别的。关键是初六早朝，慈禧太后公开走回前台，镇压维新派，宣告戊戌变法的正式终结。袁世凯如果在之前告密，是卖友求荣、邀功请赏，是主动的;在之后告密，是已不可为、坦白自保，是被动的。“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
八月初七，杨崇伊携带荣禄写好袁世凯告密内容的密折返京。慈禧太后大惊，在初九日再颁上谕逮谭嗣同等七人，开市大肆搜捕维新派，血腥屠杀。
袁世凯其实也算是维新分子，却在告密之后得到保全。原因有二。第一，荣禄很欣赏袁世凯，认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袁世凯在维新一事 上有“罪“，但犹可造就，瑕不掩瑜。第二，袁世凯事后的告密给保守势力提供了打击维新派的重大武器。维新派有“围园劫后“的政变阴谋，给他们戴上“大逆不道“的“谋逆“帽子一点都不为过。六日，慈禧太后突然宣布重新训政，在朝野上下引起了一阵骚动。太后老佛爷先前已经宣布“放权“了，而且皇上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说训政就训政了啊?多数官员想不通。同时谭嗣同、杨旭等维新分子依然逍遥自在。保守分子找不到铲除他们的重磅炸药。现在，袁世凯把炸药递了过来，杀了维新分子，还遏制了朝野的情绪波动。之前，许多人认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就是书生干政，胡来而已。李鸿章在初六之后还认为维新分子是一群不懂政治的小孩子，责打几下就可以了。袁世凯出首告发政变计划后，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朝野上下都认为康梁等人该杀了。
所以，袁世凯将功折罪，得到了好处，受到重用。他的小站新军得赏银四千两。荣禄进京办事期间，袁世凯还奉命代理直隶总督。此后，袁世凯更是步步高升，青云直上。
人们习惯于从结果来推测过程，相信袁世凯在戊戌年先与维新派图谋兵变再主动告密作为晋升之道。据说光绪皇帝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将戊戌变法的失败怪在袁世凯头上，对他恨之入骨，临终还留下“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其实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还要怪康有为等人的策略失当，袁世凯是倾向变法维新的。)针对纷纷扰扰的传言，发达后的袁世凯专门写了《戊戌日记》，说八月五日在荣禄府上因为座上有客人，“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告退晚餐，约以明早再谈“，到次早才“以详细情形备述“，以此说明自己并未主动告密。可惜袁世凯公布日记之时，当事人都已作古，死无对证了，反而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人们多不相信。
“戊戌告密者“的帽子，袁世凯戴到今天。其中有正确的一面，但他的行为不是“告密“两个字能简单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