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697年-781年)，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祖籍山西太原，唐代政治家、军事家。
郭子仪早年以武举高第入仕从军，积功至九原太守，一直未受重用。
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率军勤王，收复河北、河东，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元757年，郭子仪与广平王李俶收复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后因承担相州兵败之责，被解除兵权，处于闲官。公元762年，太原、绛州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汾阳王，出镇绛州，不久又被解除兵权。
公元763年，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回纥入侵，长安失陷。郭子仪被再度启用，任关内副元帅，再次收复长安。公元765年，吐蕃、回纥再度联兵内侵，郭子仪在泾阳单骑说退回纥，并击溃吐蕃，稳住关中。
公元780年，郭子仪被尊为“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次年，郭子仪去世，追赠太师，谥号忠武。
唐朝大臣郭子仪，是一个对李唐王朝有大功的人，也是一个穷奢极欲的人。郭子仪每年所得的俸禄有二十四万贯之多，在中国历史上，像郭子仪这样穷奢极欲的大臣其实并不鲜见，但他们大都往往为人所不齿，而如此穷奢极欲的郭子仪，却非但没有遭到人们的非议，反倒赢得生前身后名：生前，唐代宗曾下令在凌烟阁为郭子仪画像，以示尊崇;死后，唐德宗特下诏将他的坟增高十尺，宋、明、清历朝政府都曾把他和周公旦、诸葛亮等历史名臣一起作为祭祀的对象，加以褒扬;一些文人墨客还把他作为自己追求人生价值的偶像，顶礼膜拜，比如《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就这样吟咏道：“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
这看起来，多少显得有点儿怪。然而，说怪也不怪。
郭子仪一生辅佐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位皇帝。在这“四朝静乱”的多事之秋，郭子仪以他非凡的军事天才为唐帝国的稳定做出了杰出贡献，建立了卓越功勋。从玄宗到德宗，四朝天子之所以都对郭子仪另眼相看，把他抬到那么高的位置，直至在中书令的那把椅子上统领百官二十四年，郭子仪的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砝码。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唐肃宗对郭子仪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唐虽是我的家国，实是由卿所重建!”说的应该是他的心里话，也是大实话。史家评价郭子仪，说他的功“自秦汉以来，功劳之大，无与伦比”虽然说的有点过，却也接近于事实。的确，没有郭子仪，安史之乱(包括外族的侵扰)带给人民的苦难——这一点，杜甫的诗有过真切而形象的描述，真不知道要延续到何时，仅此一点，尽管郭子仪是一个穷奢极欲的人，但依然受到人们——包括上至尊贵的天子、下至普通的寒儒那么样的尊崇，也就不难理解了。从感情上说，这就是所谓的爱屋及乌，四舍五入算大帐吧?
但问题不仅仅如此，纵观中国的封建王朝，很多大臣特别是手握兵权的重臣，虽然有功于社稷，却往往功高震主，郭子仪也曾受到过当朝者的猜忌，大历二年十二月，鱼朝恩暗地里派人盗发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其目的无非是害怕威权日盛的郭子仪篡权当皇帝，从而捣坏“风水根基”断绝郭氏家族的“龙脉”，这显然是当朝者猜疑心理做的怪。郭子仪心明镜似的：没有皇帝的默许，鱼朝恩想那么干，也没那个胆儿。对代宗这样说道：“臣长期掌兵，不能制止残暴，士兵毁坏他人的坟墓，本来就够多的了，这是臣不忠不孝获得的上天的惩罚，不是人为的祸患啊。”一句自责的话，打消了皇帝的猜疑，平息了事态、维护了稳定。什么叫忠心?宁可委屈自己，也要顾全大局，这就是忠心。
郭子仪尽管穷奢极欲，但他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的善始善终，非常到位，做的远比岳飞要充满智慧。在郭子仪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忠君思想和处世原则，是他诚实为官和诚信做人的潜移默化的原动力，可以说达到了那个时代伦理道德的最完美的要求，这似乎也是他受人尊崇的又一个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