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翔(1898～1970)，字御行，广东梅县水车墟木莲塘村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著名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黄家祖辈世代务农，由于家计艰难，其父黄富霖被迫远渡印尼谋生，其母刘桂伍居家操业。黄琪翔童年在村塾就学，1910年进其族叔黄钧选创办的梅县务本中学读书，后到广州进优级师范附中求学。从1912年起，黄琪翔先后在广东陆军小学、湖北第三陆军中学、保定入伍生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第六期学习，由于聪颖过人，成绩优异，为师友所期许。
1919年，黄琪翔于保定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北洋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第三营任排长。1920年调回保定军校任炮兵队队长，陈诚是他队上的学生。由于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黄琪翔于1922年辞去保定军校职务，回到广东参加革命。黄到广州时，正值孙中山率师北伐，他在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后方办事处任少校参谋。同年6月，黄应第一团辎重营营长张发奎之邀，任该营副营长。从此，黄与张共事至1927年底，离开广东为止。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黄加入国民党。次年，黄琪翔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参加了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接着，参加了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役。战后，第一团扩编为独立旅(旅长张发奎)，黄琪翔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同年8月，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随后独立旅扩编为第十二师(师长陈可钰、副师长张发奎)，黄任该师第三十六团团长。10月，黄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在讨伐南路的邓本殷之役，一直打到琼崖。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黄琪翔随第十二师进入湖南、湖北和江西、河南，在平江、汀泗桥、马回岭、上蔡、临颖等重要战役中，都建立了功勋，成为北伐著名的战将之一。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黄琪翔以偷袭战术攻敌侧背，再立奇功。该日黄昏，副军长陈可钰和各师、团长亲临前线侦察地形。大家见汀泗桥敌防守兵力雄厚，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在讨论打法时，意见不一。黄琪翔建议以所部三十六团为前锋，于当晚开赴桥之上游，强渡北岸，迂回桥北，夺取敌最高峰阵地，次晨桥南部队发起正面攻击，桥北部队配合作战，当可一举成功。黄陈述意见后，大家都表示赞成，苏联顾问尼基金称此为奇谋胜算。当夜，黄琪翔令侦探队长梁秉枢率六十余人首先渡河，第三营和第一营跟进。黄并命令遇少数敌人时只用刺刀，未到达最高峰敌阵地之前，不许放枪。时敌军在最高峰阵地上设防，山腹地区兵力较少，黄部乘夜摸索前进，秘密接近敌人，未经过激烈战斗就夺取了四个山峰。迨接近敌最高峰阵地时，黄琪翔下令发起冲击，忽然间枪声大作，杀声四起，敌乱成一团，纷纷溃退。在拂晓前，三十六团即攻占了最高峰敌阵。此时，独立团、三十五团及第十师亦发起猛攻，敌遂全面崩溃，大部为第四军截断退路，包围缴械。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不到一天就胜利结束了。叶挺赞叹道：“琪翔是位军事天才，汀泗桥大捷他应居首功。”汀泗桥之役后，黄琪翔因功升为少将团长(北伐军中获少将衔的团长唯有叶挺，黄琪翔二人)。然而可悲又可叹的是，至今全部有关“汀泗桥战役”的官方文章和教科书对“应居首功”的黄琪翔都只字不提。
1926年11月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张发奎升任军长，黄琪翔升任该军第十二师师长。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以唐生智为总司令，出师河南，继续北伐。黄琪翔为第四军前敌总指挥(时黄已升任副军长)，1927年6月他荣升第四军“铁军”军长。1927年7月15日，第四军移驻江西南昌、九江一带，准备东征讨伐蒋介石。29日，黄参加了汪清卫等在庐山召开的“分共”会议。他派人连夜下山，秘密通知著名的共产党人高语罕、于树德、恽代英等离开该军。8月1日，贺龙、叶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黄不愿追随蒋、汪反共反人民，又没有勇气跟共产党走。因此，感到无所适从郁郁于怀。他说：“北伐至此，最觉痛心，拟将第四军所有枪炮抛沉大江中，军中所存款项，平分全军作路费还家，做个真的解甲归田”。同年12月12日，留守广州的教导团和广州工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张发奎、黄琪翔被迫逃往广州河南李福林处躲避，以总指挥和军长名义急召东西江部队遄返广州，协同朱晖日的公安部队向起义军反扑，镇压了广州起义，血腥屠杀革命群众。黄琪翔对这一事变负有重责，在内外舆论指责下，离职前往香港。黄在香港逗留月余，于1928年春赴日本，同年7月赴德国柏林，入柏林大学补习德文。黄琪翔在柏林逗留期间，适邓演达、叶挺、宋庆龄等人也在柏林，黄受他们影响，有所觉悟。他赞同邓演达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并赞助邓在中国组织、建立既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的主张。
1929年5月，黄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宋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黄力予赞助。8月，举行结党式，成立中央干事会。黄琪翔参加干事会，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黄乃负起与各方联系之责，继续“第三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震动。原第四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举国瞩目。黄琪翔当时仍在上海，曾亲至前线，并领导“第三党”在上海的同志组织义勇队参战，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慰问等活动，支援前线。上海抗战失败后，“第三党”在上海的组织也多被破坏，黄琪翔避往香港。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后，经过原第四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积极筹划，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推黄琪翔为大会主席团主席。黄在会上宣读了宣言，宣告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改国号为中华共和国。这就是当时称为“闽变”的福建人民政府运动。黄琪翔积极参与了这一事变，早在逗留上海期间，黄与蔡廷锴等人比邻而居，时相过从，对当时形势，曾屡加研讨，认为非抗日不足以图存，非反蒋不足以言抗日，彼此之间早有默契。在事变中，黄担任人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参谋团主任。他力主实行改元易帜、计口授田，以便争取工农大众的拥护。但是，“福建人民政府运动”由于事起仓卒，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取得各方的支持，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很快就失败了。黄乃离开福州，在漳州匿居月余，后经汕头转道香港，并于1934年夏重赴德国柏林。
1936年10月间，黄琪翔在柏林接到陈诚来电，要他回国参加抗战。黄即动身回国。次年1月，黄在南京会见陈诚，复由陈引见蒋介石，蒋委黄为中将高级参谋，
后任命为训练总监炮兵监。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为副总司令防守上海。不久，黄又调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指挥青浦，嘉定一线的防御作战。11月5日，日军以其海、空优势，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绕攻上海。黄琪翔闻警星夜赶赴松江，抽调部队驱逐登陆日军，无效，乃扼守黄浦江以图阻止日军前进，保障松江以固上海侧后安全。黄琪翔只率参谋若干人驻松江城指挥，倾注所有残存部队，竭力抵御。经两昼夜激战，终于不支，日军坦克于8日开进松江，黄琪翔由小道退出。至此，上海抗战遂失败，全军西撤。黄随军到达武汉。翌年，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蒋介石以陈诚为政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黄努力与周恩来合作，壮大抗日阵容。在这段共同工作的日子里，黄琪翔与周恩来不仅是同事，而且是邻居，朝夕相处，两人常在一起散步，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和抗战前途，黄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破坏抗战的行径十分厌恶，他发现与周恩来许多观点相同，彼此结下深厚友谊。8月，周恩来去职。黄不安于位，加之由于他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与周恩来配合默契，因而激起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经常向蒋介石告恶状，乃请陈诚调其为军训部次长(部长白崇禧)，离开武汉前往桂林。从1938年秋至1939年，一年多时间里，黄在军训部次长任内呆在桂林。
1939年秋，日军在湖南、湖北战场发动进攻。黄琪翔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率李默庵的一个军和第四军驻防湖南邵阳，拱卫长沙。但军队还没有调到战场上，黄又被调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他坚持国共合作，通过八路军驻桂办事处李克农，借调《救亡日报》的共产党人廖沫沙到他的总司令部来任少校秘书，同上前线不离左右。该集团军驻湖北襄樊，参加枣宜会战。枣宜会战是抗战中较重大的战役之一，日军出动了五个师团的兵力，第一期作战以占领枣阳、襄阳、老河口为目的。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辖，担任枣阳地区正面防守。其时，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请假回川，战区长官部又以黄琪翔兼任该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该部作战。
1940年5月4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第六师团之一旅团向第十一集团军进攻，占领高城、安居阵地。黄以第八十四军一七五师在唐县镇附近阻击，使主力部队得以转移到枣阳阵地周守。但此时在唐县镇正面进犯之敌，从两翼包抄，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根本不听李宗仁指挥，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枣阳暴露敌前。8日，黄部被迫弃守枣阳，撤至襄樊。撤退时，黄琪翔满腔悲情，在指挥部墙壁黑板上，挥泪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黄部撤退后日军紧迫不舍，黄以第一七三师阻击日军，由于寡不敌众，该师在激战中，自师长钟毅以下大都阵亡。黄率主力撤至外线后，沉着指挥，积极反攻，对敌实施反包围，在友军协同下，将日军的四个师团兵力，围困在襄东平原地区，激战至11日，敌伤亡惨重，突围东退，枣阳复被克复。但在襄东追击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率少数部队与敌发生遭遇战，壮烈殉国。敌复以反扑，于17日再度侵占枣阳。黄琪翔所指挥的部队是杂牌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又是临时隶属，难以调遣。枣阳、襄阳、樊城相继失守后，黄曾愤慨地说：“若有当日第四军在手，我对抗战不至于毫无办法。”
黄琪翔常说：自己是一个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绝无保留地贡献一切，是天经地义的。由于他的积极和素养，指挥作战总是沉着、冷静，胆大心细，每有战事，必详尽研究敌情，仔细查看地图，虽敌机在头上盘旋，炮声在耳边轰响，都若无其事，镇静如常。在他的司令部，还引用一些进步人士如廖沫沙、朱洁夫、陈卓凡等人，担任重要工作。其夫人郭秀仪亦以战场为家，随同工作，不避危险，组织战地服务团，进行救护工作。
1940年9月，枣宜战役结束后，由于他担任的第十一集团军军减员严重，蒋介石借整编之机撤消了部队番号，黄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于1941年初到重庆。这年冬，黄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拘禁在恩施，黄不避嫌疑，时加看望并予照顾。他对叶挺不独是乡情旧谊，尤钦佩其高风亮节。后来他在纪念叶的词作中曾写道：“时花异草知何在，红叶长留天地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组织远征军，在昆明设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黄任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滇西远征军作战。他在盟军中显示出了杰出的指挥才能，为打通被封锁达三年之久的中印公路，结束我国被围困的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八年抗战中，黄琪翔转战东南，几次指挥大兵团作战，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他待人接物，却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有军人政冶家之称。他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有深厚的友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抗战胜利后黄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中国最高奖章“青天白日勋章”以及美国最高奖章“自由勋章”，改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1946年，该司令部撤销，黄回到重庆。
抗战胜利后黄琪翔第一个以现役上将的身份，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为此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国军上将黄绍雄说：“黄琪翔一贯反蒋，所以老头子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重用。否则以他用兵如神、无坚不摧的战绩，早就该和那些国军顶级将帅一样，升为一级上将了。”1947年，蒋介石为避免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将他贬往德国，任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1948年秋，解放战争已进入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阶段。蒋介石寄希望于美苏战争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挽救失败的命运。是年9月，黄琪翔在柏林忽接蒋介石一封署名电报，内谓：“闻柏林美苏关系紧张，冷战有变为热战可能，究竟情况如何，希即回国报告。”黄即回南京见蒋，向蒋分析大战不可能发生，希望恢复和谈。这次会见，使黄对蒋的幻想最后破灭，便请求辞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职，不愿再赴柏林，决心归附人民。之后，蒋介石要黄琪翔到台湾去看陈诚，想借陈诚的关系留黄在台湾备用。黄见陈诚后，陈即劝黄将家属搬来台湾定居，黄答以回上海后再商量，就此离开台湾，回到上海。是年冬，他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后潜赴香港，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黄在香港期间，曾向中共负责同志表示希望在党的领导下，为解放事业多做一些工作。因此，他曾写信给张发奎、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四位将领，策动他们起义。
1949年8月间，黄琪翔在中共组织安排下携眷北上，回到北平，以特邀代表资格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建国后，黄琪翔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法案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及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时，是中央级第一批“摘帽右派”名单中的第一人。文革期间被扫地出门，饱受折磨、凌辱与殴打，遭到残酷迫害。
1970年12月10日，一代北伐英雄、抗日名将黄琪翔因患心肌梗塞，撒手人寰，含冤西去，终年七十二岁。而其“摘帽右派”的冤案直至1980年经邓小平亲自批示，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1988年9月2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黄琪翔诞辰90周年。时任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代表中共中央向黄琪翔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他在致辞中说：“黄琪翔先生为新中国的司法、体育事业，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