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福州人。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清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后晚节不保，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1935年下台。
郑孝胥之得名也，不以书，复不以诗，世独以善书工诗称之，斯固然也。而于清季政事之起伏，固数数预谋，实一政客也。——陈灨一
认贼作父郑孝胥，甘做牛马殷汝耕。——伪满洲国时流传的讽刺郑孝胥和殷汝耕的对联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清廷起用赋闲在家的端方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赴川平息风潮。端方寻思此次入蜀恐怕前景难测，九死一生。面对这飞来横祸，他想到一人，于是数次致电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恳请派这位名士相助，并声称“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
端方爱才，盛宣怀也惜才，他非但不放人，更希望将其长留身边，“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可见盛对此人倚重之深。此君不是旁人，正是清末享“卧龙”之誉的闽人郑孝胥。
多才多能
1910年，满族饱学之士金梁曾撰诗一首，赠予郑孝胥，曰：“久闻诸葛大名垂，笔法乃同兵法奇。偶见卧龙一鳞爪，苏龛墨宝海藏诗。”不难看出金对郑之才艺能力极为推服。
不妨先说说郑的才艺。清末诗坛，“同光体”大行其道，郑孝胥便是其中之执牛耳者。诗评大家陈衍评价郑孝胥之诗：“以精思锐笔，清铄而出，故其廉悍沈挚处，较胜于苏（轼）陆（游）。”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晚清大吏张之洞，也不得不叹服郑诗“自明以来皆不能及也”。看来其诗作造诣之高不是盖的。
郑孝胥不仅工诗，而且善书。时人曾点评：“近世书家，已自成体格者，厥惟郑苏龛。其书初学柳诚悬，后参以黄山谷，瘦硬飞舞，有不可一世之概。”一次，张之洞六十大寿，两江总督刘坤一打算送一副寿联。如此千载难逢之雅事，自当由书法名家代笔，而刘大帅心目中的不二人选恰是郑孝胥。据说辛亥后，郑隐居海藏楼，以鬻字为生，每字值白银十两，且不打折，更无酬宾优惠。而当时在北大、清华做教授，工资也不过二三百两。郑随意两笔，就赶上教授们半个月工资了。
同时，郑的处事能力也丝毫不逊于其才艺。1903年，广西“匪乱蜂起”，岑春煊奏请以四品京官调郑孝胥任广西边防督办。郑深谙“不战屈人之兵”之妙，经过缜密考察，采取要隘设伏、抚慰民众的策略，“自是枭目拥众跳窜边内外者略尽”。
郑孝胥曾言：“办大事者以善用财为第一要着。”1896年，张謇与人合办纱厂。至于如何签订合同，才能避免合资当中出现麻烦纠纷，张拿不定主意，一筹莫展。后来他还是向郑孝胥咨询，郑不仅替他拟稿，还搭上一条妙计，张謇闻之连连点头“称善”。
诗书双绝，能带兵，懂理财，如此全面之素质，也难怪郑孝胥睥睨群伦、顾盼自雄了。
待价而沽
郑孝胥曾对人讲：“吾欲行其志，匪疆吏不为。”其抱负的确不小。然而造化弄人，郑屡屡同平步青云擦肩而过。1897年，张之洞举荐郑出任洋务提调，以便参与维新事业。谁成想戊戌变法百日而夭，郑孝胥空怀一身本领，无处施展。十年后，恰逢“丁未政潮”，郑孝胥是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两派都极力争取的对象。郑若倒向奕、袁一方，本有望出任东三省巡抚一职，但他对袁素无好感，加之也不看好瞿、岑一派，故选择沉默旁观，其晋升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官场失意，郑孝胥并非消沉，而是投身于地方立宪运动。1906年底，上海一拨名流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公推郑孝胥为会长，“状元爷”张謇屈居其后为副会长。在郑的主持下，“预备立宪公会”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立宪政治团体，其活动搞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
然而，郑之志向岂在组织大家搞立宪？这只是他以退为进、观望时局的权宜之计。到了辛亥年，机会终于来了。1911年，清廷任命郑为湖南按察使。说实话，这职务对郑而言，本无太大吸引力。不过经端方和盛宣怀的运作，朝廷给郑孝胥打包票，只要他走马上任，湖南巡抚一职也会尽快给他落实。
面对如此诱惑，一意仕进的郑孝胥，自然选择了接受。此时，上海各报对郑孝胥意见很大，不断攻击他为政府收买，从立宪派变成清廷的能吏。
高开低走
上任伊始，郑孝胥颇踌躇满志。6月20日，借入朝谢恩之机，郑迫不及待向载沣进言，“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策”。或许是觉得郑的建议很给力，“摄政王屡颔，甚悦”。不久，《泰晤士报》也发表社论，认为“中国直省大员中，其办一事或建一言之可称为优美明达而卓然具有政治家之态度者，盖久已寂寂无闻矣。今何幸而得某大员，抵掌而谈，发挥所见，聆其议论，洵不愧为优美、为明达、为政治家也。此某大员即新任湘藩郑苏戡。”可谓极尽溢美之词。一时间，郑俨然已是扭转颓势的那一棵救命稻草。
10月11日，郑孝胥在京得知武昌起事的消息。12日中午，盛宣怀邀郑孝胥到度支部大臣载泽府第吃饭。郑孝胥向载泽提了四点建议：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
当天夜里，郑孝胥得到湖南巡抚余诚格电报，表示已派遣防营往武昌，防止革命党入湘。郑孝胥心绪稍安。
此时的郑孝胥当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牵挂长沙的家眷安危。10月20日，郑孝胥便收到内阁催其上任的通知。10月25日，徘徊再三的郑孝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
也许郑孝胥此生注定无缘做大官。途经上海时便闻长沙已失，道路不通，只好滞留沪上，躲进海藏楼做寓公。显然，若无辛亥革命，郑孝胥仕途将一马平川、飞黄腾达，直至总督开府也并非没有可能。正当官运亨通、炙手可热之际，却被革命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断送一片星光坦途，多情总被无情恼，你说郑孝胥能不窝火吗？然而毕竟已是无位无权，他只得在日记里发泄一下个人的郁闷：
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
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就这样，郑孝胥以前清遗民的姿态迎来数个春秋更替，送走几度寒暑轮回。他看着袁世凯由大总统到洪宪皇帝，再终至众叛亲离、郁郁而亡；也目睹了张勋率领辫子军在紫禁城里上演的复辟丑剧……
终于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不堪民国乱象的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余与民国乃敌国也。”这或许便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