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少年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扬雄曾撰《太玄》，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以玄为中心思想，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因为口吃，所以专注阅读与写作
扬雄生来口吃，所以不喜高谈阔论。用现在的话说，他这个人内向、木讷。但是不说话的人，并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相反，正因为他口齿不行，所以反而更专注于自己内心的思想。想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阅读是十分必要的。扬雄阅读量相当大，几乎是无书不读，说他博览群书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唐代诗人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有一句：“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说的就是扬雄。他最好的伙伴就是书。
大量的阅读和反思，让杨雄的思想成熟很快，也让他的文才喷薄而出。后世吃货很爱他的《蜀都赋》。这篇赋文描写了蜀都经济的繁荣，风物的富丽。特别是对川菜的描写，让人忍不住立刻穿越过去尝一尝。“甘甜之和，芍药之羹。陇西牛羊，粜米肥猪……水游之腴，蜂豚应雁……五肉七菜，朦厌腥臊……”这烹饪材料，真是来源广泛。这食谱，真是五花八门。这味道，也一定很诱人吧？
他也写过《甘泉赋》、《羽猎赋》、《河东赋》和《长杨赋》等。用词典丽，画面生动。正因为他对画面美的追求，让他同时成为了一位美学家。虽然口吃但却善于写文的人，不只有扬雄，还有很多。比如，汉赋四大家之首的司马相如，也是一个口吃的人。还有我们的法治鼻祖韩非子，也口吃。
他们都酷爱阅读，喜欢沉思，而且特别喜欢用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所以，不仅在当时能为人所知，也往往能给后世留下名篇巨著。所以说，内向并不是一个人的缺点。相反，内向的人往往喜欢沉思默想，这反倒成就了他们。
因为追星，从模仿中进行了创新
扬雄因为口吃，所以不太向高人请教，也很少与人切磋琢磨。那他是怎么成为汉赋名家的呢？答案是靠追星。这样说话不利索的人，肯定不会追当代的星，他追的是比他大126岁的司马相如。我们已经知道，司马相如也口吃。可以想象，扬雄从司马相如那里不只学到了汉赋，也一定获得了精神上的力量。
扬雄是这么评价司马相如的：“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意思是，相如的赋不像是人间来的，难道是神来之笔吗？司马相如曾经做《子虚赋》，描写的是楚王游猎的情景。扬雄的《羽猎赋》就是模仿了《子虚赋》。当然，扬雄出名后，也有人向他请教，他实话实说：“能读千赋，则作赋。”可见，他深知模仿是通往创新的不二法门。
这种方法，到现在也仍然在用。我们把它叫做“拆文”。现在很多人都想靠写作变现，但是如果写之前不看目标平台，不分析平台的文章，恐怕上稿的几率不会太高。当然，如果你有司马相如的神才能，那就另当别论了。
古代这种追星行为，还是不少的。比如杜甫就是李白的迷弟。要说这两个人，性格相差太远，处事态度也不一样，诗歌内容也不相同，杜甫为什么这么迷李白呢？除了李白名气大之外，杜甫也有模仿李白的意思。“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似乎只要提到李白，杜甫的诗就会豪放很多。
还有这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首被称为杜甫生平最快意豪放的一首诗，看上去的确有李白的影子。通过模仿李白，杜甫的诗路无疑是拓宽了。所以，追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你觉得自己还不够牛，那就链接牛人，向他们学习。用心模仿，必有创新。
因为隐居，活出了自我
中国文人向来有隐居的打算，动不动就要做个农夫、渔父。甚至连农夫、渔父也要再比较比较，看看到底做哪个好。“江湖难比山林住，种果父胜刺船父。看春花又看秋花，不管颠风狂雨。尽人间白浪滔天，我自醉歌眠去。到中流手脚忙时，则靠着柴扉深处。”做渔父风里来浪里去，风狂雨颠的时候手忙脚乱，看来还是做农夫好。
不过，扬雄可不这样想。他来长安之前，过的就是半隐居的农夫生活。“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餮。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耕或籽，沾体露肌。”扬雄在《逐贫赋》里说过他的窘况，虽然他并不热衷于大富大贵，但他更渴望可以脱离繁重贫苦的农人生活，渴望一心读书、写作。于是，扬雄向汉成帝请示，朝中也罢，地方也罢，他都不愿意去做官；他只愿意在朝廷中做个专门做学问的人。
汉成帝下令对他“永不夺俸”，特许他在国家档案馆天禄阁读书、写文。不得不说，扬雄这种“大隐隐于朝”的办法，远比他做官或是隐居山林更能实现他的价值。一个因口吃不怎么与人交往的人，做起官来恐怕很难顺畅。一个成天忙于劳作的农夫，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可能和档案馆的文人也没法相提并论。果然还是隐居朝廷更适合他，他很快写出了几篇传世名赋。
扬雄不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所追求的是学问上的成就。那个年代政治野心大的人，往往不得善终。最典型的例子，应该是王莽。王莽当年是扬雄的同事，野心之大，终于称帝，但15年后，死于乱军之中。就算他当政的这15年，那些有野心的人，也往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比如扬雄的学生刘棻。刘棻因为给王莽进献符命，得罪了他，被流放外地。他一被流放，扬雄也差点送了命。
扬雄在被捕时，从天禄阁上跳了下去。万幸没有丧命，只是受伤。幸亏他常年隐居于朝廷，不问政事。王莽很快了解到，扬雄只是教过刘棻一些奇文古字，与政治并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扬雄总算又得到了安宁。可见，以退为进有时候也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内向人内心丰富，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孤独；另一方面，不善交际的内向人，如果一味蛮干，很可能一不小心就沦为办公室政治的牺牲品。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却一改初衷。甚至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而轻贱到 “壮夫不为”的地步。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其对辞赋看法变化之大，有他历经四朝，遭遇王莽纂权专政等世事巨变，波折坎坷不绝，带给他的心灵创伤的烙印，反映了他对辞赋粉饰太平，为皇权服务歌功颂德的厌倦，仅是“欲讽反劝”而已。当然其中也有他对自己的批评和反思，以及思想升华，世界观的转变带给他的清醒。
后来，扬雄转而研究哲学。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经书为典范。并刻意模仿《论语》创作《法言》，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产生了不小的积极影响，如韩愈言自己：“所敬者，司马迁、扬雄”。他还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
东汉张衡赞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有专家认为《太玄》是伏羲画卦以后唯一一个根本改变八卦理论的大著。《太玄》、《法言》二书，尽管是对《周易》、《论语》的模仿，但其中不乏新见，自有独创之工和独特体系，蕴含了对《周易》与《论语》的一定超越。
他曾著《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成为研究古代语言最早的学者之一。他是当时的奇字专家，是国家整编规范汉文字语言的组织者。当时国家有两部汉语言文字的范本，就相当于今天的字典词源文本，一是据说是秦李斯等编篡的《仓颉篇》，二就是扬雄编辑的《训纂》，非常遗憾的是，这两部汉语言文字典籍现在都已经佚失。而《方言》却传存下来，这是中国乃至于世界上最早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也是今天人们研究汉语言的必不可少的典籍。而杨雄，殚精竭虑，把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他于《法言•修身》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扬雄是一位十分渊博的大学者，他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上通天文，下明地理，中习人事，正是他自身的写照。他一生著述，宗孔孟，倡儒学，纯道统，从本体论上丰富了儒学思想，可以说当年独步儒林。桓谭评他“不诡于圣人”，意思说他比先秦诸子更伟大。北宋孙复说：“自汉至唐，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瘦妖艳邪侈之辞。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唯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说他在反对今文杂说、黄老余论，捍卫孔子儒学的纯洁性这一点上，可与董仲舒、王通、韩愈齐名。
公元18年扬雄离世，他逝世后大司空王邑与纳言将军严尤对桓谭说:“你认为扬雄的文章能传遍后世而不衰吗？”桓谭说:“世人在短时间内不会追念他的作品，但是往后就不一定了，曾经黄老之学被认为无用，轻视礼学，但后世依然在汉文，景时候，被世人喜欢。而扬雄的文章也应是如此，论述圣贤之道，一定会被发掘，光大于世。”
果然如同桓谭所说，扬雄在后世颇负盛名，与西汉的一位文赋家王褒，并称渊云。千年流传的文赋一定是最能反映人的心智的，扬雄的心智体现于耿直为人，正直处事关心民生，忧思国政。这都能从那历历在目的卷帙中可见全貌。以文学为表面，透射出自身的情思。扬雄固清高自任，却又有开明之识，虽然有不关世事的心绪，但更多的是他悯惜的心志。他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作出了的决定是既出又入。内我是扬雄的心，外我是扬雄的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以行明心，心怀外物，创造衡量万物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