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斌是清朝政治家、理学家暨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正。汤斌一生清正廉明，是实践朱学理论的倡导者，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
康熙帝时代，有位理学名臣，名字叫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顺治九年进士，做过翰林院侍讲，学问不错，很得康熙欣赏。康熙二十三年，汤斌出任内阁学士，这一年，江宁巡抚的职位空缺了。按照制度，康熙帝让六部九卿会推，也就是开会讨论人选。结果推出的人选，康熙帝都觉得不行。皇帝心目中的合适人选是汤斌，因为他认为汤斌“质朴耿直”。
汤斌为人十分谨慎，当上内阁学士之后，也没有投靠势头正猛的大学士明珠，“在阁凡四月，遇事所当言，必正言不少隐，公事外未曾与执政交一语”。所谓执政，就是当时势力最大的明珠，汤斌不依附明珠，这一点足以让康熙欣赏。在康熙帝的支持下，汤斌出任江宁巡抚。明珠是康熙朝一大朋党的首领，此人政治上颇为能干，但的确是个贪官。江宁巡抚所辖江南地区，可谓富甲天下，这么一个肥缺让清官汤斌占着，这不能不让明珠难受。
汤斌刚到任，前任江宁布政使龚其旋就被御史陆陇其参劾，罪名是亏空藩库库银。龚其旋就通过前任江宁巡抚、现任户部尚书余国柱向明珠行贿，余国柱是明珠的人。余国柱与汤斌其实关系不错，二人是同年进士。不过，二人清浊分野，越走越远。余国柱向汤斌说情，汤斌坚持办了龚其旋。这样一来，明珠和余国柱对汤斌便记恨上了。
江南地区是清王朝的财政重要来源地，也被贪官们视为提款机。明珠当权时，更是把江南财赋视为贪赎渊薮。康熙皇帝原本考虑到江南赋税太重，打算酌情减免。但是，明珠党羽、户部尚书余国柱等人却以政府财政开支巨大为理由，派人到江宁布政使衙门索要所谓部费四十万两。汤斌指示布政使，坚决不给。
后来，明珠亲自派人去，结果还是碰了钉子。手下属吏对汤斌说：老百姓可能愿意给钱，如果您不给的话，”彼仇公者必甚“，就是说肯定要得罪死明珠啊！汤斌很硬气，说：”民有银，宁不以完国赋而入私门乎？吾宁旦暮斥，不忍见若等剥民媚权贵也！“汤斌是个清官，在江宁任上，像这样顶住明珠等权臣的索贿、害民行为还有很多次，真是彻底得罪了贪腐利益集团。 后来，汤斌离开江宁巡抚任上的时候，百姓送行把道路都挤满了。面对热情的江苏百姓，汤斌非常感动，想起一直努力要解决的减免江南赋税的事情没有办成，心中不免感慨，说了一句：“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这句话后来传到了明珠等人耳朵里，被扯成了汤斌讥讽康熙帝治国无能。不久后，回到京城的汤斌染上重病，其实十有八九的吓出的病。康熙二十六年，汤斌在工部尚书任上病逝，享年61岁。汤斌死后，下场并不好，反复无常的康熙帝后来把他斥责为假道学！
一生清廉的汤斌，死的时候身上只有工资八两银子，还是朋友徐乾学出了二十两银子，才办了丧事。雍正皇帝后来为了树立汉人忠清的典型，给汤斌平了反，还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乾隆皇帝给汤斌送上了臣子最高的谥号“文正”。
满清王朝，谥文正者八人。汤斌为第一人。有关汤斌的历史评价，大致有三条：勤政恤民、刚正不阿、治学有成。这也是他后来被雍正选入贤良祠和被乾隆谥文正的主要理由。
勤政恤民，清廉自律。
汤斌曾先后在陕西、江西、江苏、北京四地做过官，从政十二年。汤斌说：“公则明，廉则威。”汤斌出任江苏巡抚，曾根据当地水灾实情，向朝廷建议，免除了江南一带的赋税。汤斌还曾先斩后奏，下令打开官仓、动用国库存银五万两，救助当时的受灾民众。汤斌江苏巡抚任上，苏北成千上万灾民涌进苏州，秩序混乱。
这时，康熙正在南巡，快到苏州。两江总督等官员见城里灾民沿街搭设简陋房屋，致使道路不畅，欲下令拆除民居，以拓宽皇帝车驾通过的御道。汤斌知道后，立即劝阻。康熙车驾来到苏州，进入城区，发现街道狭窄，交通堵塞，就叫汤斌问话。汤斌向康熙帝面奏，他说，皇上关怀体贴民间疾苦，所以才南巡。如果仅为一时通行而扩充街道，令民众没有住处，这可不是皇上的本意啊！。汤斌此说有理，康熙满意。汤斌为保护民众利益，坚持不拆民居，受到百姓爱戴。汤斌担任江苏巡抚两年后升任礼部尚书，离任之日，苏州百姓曾罢市三日，痛哭挽留，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汤斌生活清苦，他的家板门竹篱，异常简陋，据说其死时家里仅剩下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汤斌为官清正，时常采野菜供膳，且每餐必有一味豆腐，因而他有一个看似戏谑、实为敬重的外号“豆腐汤”。汤家的生活，苦得像黄连一样。夏天，用从典当铺里买来有旧布帐子。冬天，汤夫人坐轿出门，西北风起处，有旧棉絮从轿帘里吹散出来。
汤斌有四个儿子，两个小的带在任上，老大、老二留在睢州，侍奉祖母。野史说，有一次，汤斌看家中的账本上写着“买鸡一只”，立即查问，老仆回答，大少爷来了，叫买的！汤斌大怒，把大儿子汤溥唤来，罚跪庭中，严加训斥，据说，汤斌到苏州，就从没有买过鸡吃。他教训儿子说，世上哪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根而可以做大事的？！
台湾小说作家高阳称汤斌为“天下清官第一”，甚至说汤斌是康熙盛世“清官册”上的第一人。虽说没有史料的佐证，也有一定的道理。汤斌是清官，确实是名头很大的，他与当时著名的廉吏于成龙齐名。
不畏权贵，刚正不阿。
顺治十二年，汤斌出任陕西潼关道。他用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一头驮着两套破旧被褥，一个竹书箱。主仆二人各骑一头，像穷书生赶考似的。到了潼关，汤斌向守关把总说明身份，把总见他一主一仆人畜俱瘦，行李又少，使劲摇头说：“把你放到锅里煮也煮不出个官味来。”可是，就是这个“煮不出官味来”的四品道员，上任不到三个月，潼关各州县的土豪劣绅就不敢再作恶，地痞流氓纷纷收敛，百姓安居乐业。““汤青天”美名，家喻户晓。
汤斌任江苏巡抚时，江苏上方山有一祠叫“五通神祠”，民间传说此祠有求必应，非常灵验。史说：“几数百年，远近奔走如骛。谚谓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当地人信巫士所言，痴迷异常。汤斌对此十分愤怒，于是，上奏请求毁掉神祠。巫士听后，又恨又怕，大造舆论反对。当地百姓既信神灵，又敬汤斌为民所作功绩，纷纷前来劝阻，汤斌执意而行。拆祠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百姓焚香拦在道上，有的甚至跪地求情。汤斌不为所动，“斌收其偶像，木者焚之，土者沉之”，亲自拆掉了“五通神祠”。
汤斌不趋权贵也是出了名的。当时明珠朝中当权，外官纷纷向明珠送礼，唯独没有汤斌。康熙二十五年，因修河道之争，汤斌仗义执言，触怒明珠，因而遭到明珠及其党羽的陷害。汤斌任职苏州，曾有文告称：“爱民有心，救民无术。”明珠就此诬陷，说其有诽谤皇上之意，弹劾汤斌。汤斌一生光明磊落，勤政廉洁，却屡为权贵陷害。因为一连串打击，再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康熙二十六年，改任工部尚书仅一个月的汤斌就在家中病逝了。
其三，治学有方，著述颇丰。汤斌一生以学问治天下、以学问辨是非、以学问教后辈。他不但是理学的创新者，也是理学的实践者。他从1660年归家丁忧起，近二十年间无闻于宦海，潜心做学问。他著有《潜庵语录》、《潜庵文钞》、《春秋增注》等十几部书。同时，他教子有方，四个儿子汤溥、汤浚、汤沆、汤准皆有文才，四子汤准著有《临漪园诗集》。不提。
然而，汤斌的这些事迹，并非丰功伟绩。满清一朝，这样的人，还真不少。雍正和乾隆拿汤斌说事儿，死后四十六年入贤良祠、五十年谥文正，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众所周知，满清入主中原，当时的绝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俱有不仕清朝的骨气，尤以江浙文人为甚。比如，著名的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朱之瑜等人，他们既是大家学者，也是抗清名士，保持民族气节，是大义所在。然而，也有一些人，率先应招入仕，汤斌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有名的，还有于成龙等人。
清史稿说，“明末流贼陷睢州，母赵殉节死，事具明史列女传。父契祖，挈斌避兵浙江衢州。顺治二年，奉父还里。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顺治二年，汤斌即随父亲从躲避战乱的浙江衢州回到河南老家，顺治九年，就考中进士，入清朝为官了。汤斌、于成龙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为汉族文人所不耻的。不过，对满清统治者来说，则是相当需要的。他们也需要榜样，需要有影响的文人来为他们服务。
汤斌曾两次参与明史编撰工作。一次是顺治年间，他是相关工作参与者。到了康熙二十一年，汤斌则出任明史总裁官。实话说，汤斌在稳定大清王朝的统治上功不可没。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化统治。当时，围绕编撰《明史》，斗争激烈，甚至出现血案。庄廷鑨、戴名世等有血性的汉人知识分子因为要留存历史的真实面目，竟然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当时，汉族典籍饱经禁毁、抽毁，满目疮痍，而前朝典籍，多借重修之名予以删改，检索典籍，往往不是阙如，就是片面，甚或歪曲。鲁迅后来一言道破，天下后世若披览《四库全书》之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然而汤斌完全不同，他绝对臣服满清统治者，处处以朝廷意念为重，甚至还以焚毁所谓“淫秽小说”的名义来进行文化出版物的清洗，这一点深得统治者的欢心。四十六年之后，汤斌被雍正皇帝重新拎出来予以表彰，也正是基于汤斌在清初的文化清洗中的突出表现。
雍正十年，汤斌被入祀“贤良祠”。终清一代，入祀贤良祠者计175名，多为有功绩的满人勋戚和少部分汉人，入祀者大多享有崇高加衔，如太傅、太保、少保、大学士。相比之下，汤斌是级别比较低的。他怎么就入选了呢？这就要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其时，满清“文字狱”酷烈。雍正为强化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制造了大量的文字冤案。
比如，著名的“吕留良案”。吕死后多年竟然还被开棺戮尸，大批汉人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吕留良是与汤斌同时代的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他在明亡后誓死不仕清朝，隐居山林，落发为僧，锐意著述，曾写下著名诗句“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一方面是文字狱盛行，另一方面，雍正还要树立“正面形象”。于是，像汤斌这样率先入仕满清的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又尽力为满清文化政策鼓与呼的文化名人，自然成为可选择的最好目标。
乾隆元年，汤斌再上层楼，被乾隆皇帝追谥文正。在中国的历史上，文人做官，梦寐以求的谥号就是文正。文正谥号，就是文人敬仰的符号。文正谥号，过去也称文献或文贞，如东晋王导，谥号是文献。唐朝魏征等人是文贞。北宋时改为文正，因避宋仁宗赵祯名讳，改为文正。司马光称：“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被认为是文人道德的极至。清朝谥文正，是从乾隆朝开始的。他所谥文正，以汤斌这个汉族文人为对象，似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只有归随大清的文人，其文才正。以此循例，终清一代，谥文正者，均为汉人，也说明了一点问题。
因此，汤斌谥文正，成为满清第一人，情况确实特殊，乾隆用意也是清楚的，树汤斌而达到收拢汉人的政治目的。用邹容的说法，“人中虽贤”者，不过是“驯静奴隶”也。汤斌死后，其墓志铭由其乡人田兰芳撰文、吴学颢篆刻，两人是平民儒者，层次和级别比较低，根本不符合御祭御葬的体例。由此可见，汤斌显然是因为政治需要而被刻意拔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