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精卫叛国集团中，高宗武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名的“日本通”，可以说，没有高宗武，汪精卫就是有心投敌也叛国无门。然而，当汪精卫踏上贼船，签订卖国协定之后，高宗武却立刻反水，与陶希圣一道潜至香港，并公开日汪秘密协定，从而使汪精卫汉奸嘴脸大白于天下，政治上陷入极大的被动。这就是当时有名的“高陶事件”。
对于高宗武这种行为，历史上不外两种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他是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但也有人认为他是身负秘密使命，朱子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这样写道:“高宗武是最早、也是最热心于谈和的人，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即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两年起，即与吴震修对日人西义显有所联络。至抗战发生以后，他是奉蒋氏之命在港专门担任对日的情报联系工作。他曾经亲往日本与上海，以全力来谋致和平之实现，不幸日本两度拒绝了他经手的与重庆谈和，以致功败垂成。乃转而通过梅思平而拉拢陶希圣，由陶希圣而撺掇汪精卫。汪氏既以脱离重庆而至上海，组织政权也已决定。论理，高宗武大功告成，开国之勋，大可封侯分赏，而他终于到了这最重要的关头，自弃前功，潜行叛逃。别的人还可说因不满于日方所提出的条件而迷途知返，但对高宗武来说，绝无此理。他最知道日本人，而且从战前到战时，一直由他与日方谈判，停战的初步条件，还是由他与梅思平所共同草拟而提交给日本参谋本部的谋略课长影佐祯昭的。他明白日本的态度与日本的底牌，已非一日，又何至于临时变计。”
因此，朱子家提出了自己的大胆猜测:“总括一句话，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氏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变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求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
朱子家的猜测虽然不无道理，但缺乏系统性。而《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新探》一书，则对高宗武的真实身份作了全面的考察。
首先从高宗武与汪精卫、蒋介石的关系看，尽管高宗武声称蒋介石过于严峻，不如汪精卫热情近人，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却是非同一般。蒋介石不仅将他从一位普通的教授提拔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着所谓的知遇之恩，高宗武的夫人还是由宋美龄搭的红线呢。
再从汪精卫叛国的过程看，这件事由周佛海策划，高宗武具体执行，先是由周向蒋介石申请建立所谓日本问题研究所，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将高宗武派至香港开展工作，而真正的目的，则是离开汉口，与日本人接上关系。
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骗过了蒋介石，不仅获得了允许，还得到了每月六千美金的活动费。然而此事为外交部长王宠惠知道，因不满于蒋介石越级指挥，遂坚决反对，迫使蒋介石在表面上收回成命。
令人费解的是，高宗武却抗命潜出汉口并去了上海。要知道，战争时期，一方的政府要员私自去对方的占领区，这无疑是叛国通敌的行为，高宗武为什么如此大胆?
更让人怀疑的是，在高宗武走后的第二天，周佛海向蒋介石报告：“高宗武在汉口得到情报，所以他到上海去了。”蒋介石只是顺口答了一句：“是吗?”并未追问下去。要知道，周佛海以前向蒋介石提交的搜集情报的计划与此时报告高宗武的行踪，在地点上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一向精明如斯的蒋介石却故作糊涂，岂不是咄咄怪事!
因此，“陷阱”一书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以蒋介石与高宗武的关系，以他驾驭部下的手段，蒋介石并非对此事不知情。然而因情势所限，许多事情他不方便直接出面或表态，如这类私下与日求和的敏感问题。他更愿意隐身幕后，见机而动，成则收其功，败则一推了之。
从史料记载看，高宗武除了此次外出和日本人联系外，还曾再去香港，而且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这一点，在周佛海1938年6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得很清楚：“晚，武来见，云奉令明日赴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
此次香港之行，高宗武犹未尽意，竟然跑到了日本，并推出了汪精卫充当“和平”运动的领袖，从而打通了汪精卫叛国的通道。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吃里扒外的行为，蒋介石是最不能容忍的，却为何睁只眼闭只眼，以至于高宗武出入国境如出家门堂而皇之，有时甚至夫妻联袂。像这种已属叛国的行为，为什么事先不制止，事后不制裁?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高宗武所作所为乃是奉命行事，所以才有恃无恐。
根据以往的研究以及一些史料反映，高宗武自去了东京后再也没有回过汉口，因为高宗武声称，他怕受到蒋介石的惩罚，或者再进入汉口就出不来了。
然而，据当时行政院简任秘书兼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后来也落水做了汉奸的罗君强回忆，他清楚地记得，高宗武从东京经香港回到汉口，是蒋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特意命他前往机场妥慎迎接。到机场才发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也屈驾在此。接到高宗武，罗君强亲自为其提行箧，以免特务检查，横生出枝节，还送他上了车。高宗武随即与张群同车，驰赴陈布雷处。至于高宗武带回什么文件，与蒋介石谈话情形如何，他一概不知。高宗武的下榻处是在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要知道，高宗武在汉口时间并不长，以前回来多是住周佛海家，甚至连夫人也一起带去，这一次却孤身一人，足不出户，连此事的始作俑者周佛海都蒙在鼓里。
日本人首先对高宗武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在重光堂密谈期间，他们发现，参加会谈的另一位汪方人员梅思平态度认真，为一些条款争论不休，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纵然是汉奸，卖国时也是心有忌惮有心理底线的。而高宗武却表现出很随意，心不在焉，对一些条款很不在乎，甚至是非常随意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
因此，日本方面对高宗武进行了考察，在香港，有一个日本特务有意识向高提供了一份假情报，还特别虚构了一个细节，不出几天，重庆的报纸就披露了这条假消息，其中赫然就有这条虚构的细节。所以，当后来汪精卫一行前往日本会谈时，日方曾有意将高宗武置于死地，只是汪精卫担心让同党心生寒意，才阻止了日本人的行为。
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公子犬养健也曾参加过诱降汪精卫的行动，与高宗武私交甚好，战后他还在美国见过高宗武，并因此写了一本回忆录《扬子江在奔流》。在这本书中，他回忆说，日本参谋本部的谋略课长影佐祯昭曾认为，日本方面将汪精卫作为和谈对手是一种失策，而这种失策正是由于高宗武的误导：
高这个人不可信，帝国政府之所以选择汪兆铭，就是听了他所传达的信息，重光堂密议，也是他保证汪有力量，能动员十个师的兵力。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寄希望的龙云没来，余汉谋没来，刘湘没来，何应钦没来，汪手上根本就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力量收拾残局，帝国政府弃蒋而用汪，是失策了。这种偏差，是高将我们导入歧途的。
犬养健发现，在上海期间，高宗武有许多反常行为，当时军统特工在沪上活跃非凡，汪派干部慑于对方的暗杀，对外出进行了限制，周佛海、梅思平等人都轻易不外出，只有高宗武行动例外，特别有恃无恐。他也曾与高外出过几次，但每次都莫名其妙地走散。通过调查，犬养健了解到，高每次都是去了一家叫做“仙乐斯”的夜总会，而这家夜总会原属杜月笙的名下，显然是军统活动的一个据点。就在这家夜总会，高宗武开始了反水的密谋。
在反水之前，高宗武还盗走了日汪《密约》，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以致人神共愤，群起而指。在高宗武逃离上海前，他甚至还想策反日本国会议员——他引为朋友的犬养健，邀请他去重庆。此事若成功，可以想像到当时能够产生的政治影响。
反水后的高宗武一直保持着低调，从此隐姓埋名，身负如此重大隐秘，这也是适当的安排之一。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1940年6月至1942年5月，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曾三电驻美大使胡适，请他对高宗武妥为照顾，这无疑出自蒋介石的授意。
在隐居的这段日子里，高宗武绝口不提往事，以至其真实身份仍然云山雾罩，以往人们的怀疑与推论还缺少当事人的承认及板上钉钉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