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以来有一类人早称门客，后称师爷，实际统称为幕僚，即是身在衙门为官府办事的吏级官员。汪辉祖就是一个聪敏干练，断案神速，为民理直，颇得人心的一代名吏。
如果问师爷中的人物谁最为著名？那么非汪辉祖莫属。正是在他的带动下，师爷行业影响了百余年的大清走向。他们虽然在幕后却发挥着极端重要作用，甚至成了官员一日不可或缺的“拐杖”。明清两代是幕友 群体的活跃期，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州县主官，几乎没有不聘请师爷的。师爷队伍中最负盛名者，乃是妇孺皆知的绍兴师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流人物，是乾隆、嘉庆时期的浙江绍兴府萧山县人——汪辉祖。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是清朝最具影响力与传奇色彩的一代名幕。后人之所以把他视为官场楷模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汪辉祖一生辅佐了不少官员，始终正直清廉，擅长决断疑难案件，无论是为人品德还是业务能力，在同行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其二，他在从政期间写下诸多经典的官箴著作，晚清时期的幕友几乎人手一册汪龙庄先生所写的《佐治药言》与《学治臆说》。 其三，他先从幕，再做官，最后辞官归乡成了治学名儒，其人生历程符合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堪称官吏与师爷的榜样。谚云：梅花香自苦寒来。大清一秘汪辉祖的成长经历，也堪称一部励志大片。
由于父亲早逝，一家八口的生计皆由其生母徐氏和庶母王氏承担。汪辉祖三岁时才能走路，是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在两位母亲的呵护与督导下，少年汪辉祖自立自强，发愤读书，修得一肚子好学问。然而科举之路步步艰辛。汪辉祖虽学富五车，但屡试不第。随着全家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汪辉祖选择了当时常见的“以幕养学”的谋生办法。
当时过高的人口密度与并不优越的工商环境，促使绍兴人纷纷到外乡发展。绍兴的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几乎每个乡村都设有私塾。尽管科举兴盛，但有限的录取名额让竞争异常激烈，这使得绍兴每年都有大量科考落榜生。为了维持生计，这些落第书生往往选择游佐官府，做个管司法诉讼的刑名师爷或者管财政的钱谷师爷。他们一边协助幕主处理政事，一边参加科举考试，期盼着有朝一日能上榜，成为真正的朝廷命官。
乾隆十七年，王宗闵出任江苏松江府金山县令。此人正是汪辉祖的岳父。汪辉祖应岳父之邀入幕，执掌书记，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师爷生涯。汪辉祖可能缺乏考试运——他从乾隆十一 年通过童子试后，应考了九次乡试，直到乾隆三十三年乡试才考中第三名举人。此后，汪辉祖又参加了四次礼部组织的会试。当考中进士时，他已经46岁了。 比起科场经历的曲折，汪辉祖在从幕期间的表现可谓风生水起，可圈可点。
汪辉祖学识广博，帮助历届幕主处置了不少疑难问题。乾隆时沿海各省流行一种叫“宽永通宝”的铜钱。这种铜钱并非清朝官方铸钱，于是乾隆皇帝下令严查此钱源头。谁知满朝文武竟然没人知道此钱来历。
当时汪辉祖正在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台衙门做师爷。他得知此事后，代替江苏巡抚庄有恭草拟了一份奏疏，指出“宽永通宝”是东南商民与日本交易时流入的日本铜钱。这件事让汪辉祖一时声名鹊起。在从幕期间，汪辉祖主要担任刑名师爷。他执法廉平，爱民省事，颇有美誉。在处置狱讼时，汪辉祖非常注意调查案件真相，审理案件从来都是运用技巧取胜，坚持不对嫌犯动刑。儒家“引经决狱”的法律思想，被汪辉祖发扬光大。他在审判时往往设法为无辜之人脱罪，甚至对情有可原的重犯也慎用死刑。据其著作《佐治药言》载，汪辉祖做刑名师爷二十六年，只判了六个人死刑。
清朝吏治在乾隆后期走向腐败。汪辉祖亲历了乾隆前期政治清明的年代，对吏治腐化深恶痛绝。他一边佐幕，一边参与科举，一边总结幕学，试图改变官场的不良风气。最难能可贵的是，汪辉祖无论是从幕还是自己做官，都坚持公正廉明的处事原则。以他对大清律例的熟悉程度，若像其他师爷、胥吏那样徇私舞弊，必定会做得滴水不漏。然而，刑名师爷汪辉祖却勇当业界良心，为了司法公正，不惜得罪同僚甚至幕主。
有一回，汪辉祖发现案情疑点，重新查证，找出了真相。然而他草拟的判词却被幕主屡屡否决，因为幕主担心翻案会影响自己的政绩考核。但汪辉祖据理力争，宁肯辞去刑名师爷的职务，也要坚持翻案，最终迫使幕主不得不接受翻案意见。由于这件事，时人送了他一个外号叫“汪七驳”。
汪辉祖交游谨慎，从不参与宴席应酬。他作风节俭，常用旧纸办公，油灯只留一条灯芯，冬天也不让人生炉火。但他非常注意维护百姓的利益。经过不懈努力，汪辉祖终于通过科举考试，完成了从幕友到官员的转变。这在师爷行当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部分师爷一辈子都只是别人的幕僚。不巧的是，汪辉祖做官之时的朝政远不如他初入幕业时那般清明，但汪辉祖没有被大环境腐蚀，依然洁身自好，勤政爱民。
担任宁远知县时，汪辉祖发现宁远县卖的是淮盐。淮盐不但常常缺货，价格也比广东的粤盐高出八倍。当地民众迫于生计，不得不偷买广东的私盐。朝廷派兵稽查时，汪辉祖冒着被问罪的风险，一面为民请命，一面下令取消零盐之禁。所幸，总督毕沅赞赏其义举，才挺过这一关。 由于汪辉祖常有善政，所以官声颇佳。于是，总督命湖南州县官员皆以他为榜样。
出色的政绩与优秀的人品让汪辉祖深受上司赏识。上司数次想调他到富庶地区任职，但他淡泊名利，只想在偏僻贫困之地造福百姓。后来，汪辉祖调任道州知州，却因意外之伤未能及时赴任，被朝廷以迁延规避之罪革职。
宁远百姓与官场师友们得知后，都为他感到惋惜。但他心态豁达，顺势回归故里，远离官场是非。此后许多地方大员都开出重金邀请其入幕，均遭到汪辉祖婉言谢绝。汪辉祖深感幕道日下、吏治不清，于是将多年为幕做官的经验整理成册，写下《学治佐证》 《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 《学治臆说》 《学治续说》等官箴。
清朝学者洪亮吉称赞道：“计君一生，在家为孝子，入幕为名流，服官为循吏，归里后复为醇儒” ，他的评价代表了当时社会各界对汪辉祖的看法。
古人最推崇“智圆行方”的处世之道。汪辉祖耿直做人，敢于据理力争，是典型的品行端方之人。入幕入仕期间，他事上驭下讲究方式方法，注意情理法的结合，圆通智术堪称一绝。与此同时，这位大清一秘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后世之人若能以龙庄先生为楷模，借鉴其为人做事的智慧，善莫大焉。
《双节堂庸训》是汪辉祖晚年所撰家训，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流传广泛。他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理想，结合自己的人生感悟，深入阐发“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谆谆告诫子孙如何修身、立德、做人。
全书六卷，卷一《述先》，记载家世与祖父母、父母的嘉言懿行，卷六《述师述友》回顾师友事迹，感念先人养育之恩与师友相助之德。
卷二《律己》，专讲修身之道，讲述了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如“人须实做”“做人先立志”“从本上做起”“作事要认真”“要有恒”“要顾廉耻”“贫贱当励气节”“贵慎小节”“勿好胜”“须耐困境”等等；此外还强调“欲不可纵”，要克制非分的欲望，“纵欲败度，立身之大患，当于起手处力防其渐。凡声、色、货、利，可以启骄奢淫佚之弊者，其端断不可开”；又指出做人要有气节，“不唯阿以附势，固穷厉志，守义不移”，要做一个明是非、知廉耻、脚踏实地、堂堂正正的人。
卷三《治家》，讲得是要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家和万事兴”。“孝以顺为先”，儿女要守孝道，父母对子女亦须体恤。兄弟和睦难于孝顺父母，发生利益纠纷，要顾念手足之情，懂得礼让。在家庭财务方面，强调“谨财用出入”，“富家儿一败涂地，皆由不知节用而起”，“非俭不能惜福”，“俭非勤不可”；但节俭不意味着吝啬不开支，“俭与吝啬不同”，“省所当省曰俭，不宜省而省，谓之吝啬”。他还提出“勿营多藏”，不要一心想着给子孙留下很多财产，“苟其不肖，多财何益”，假如子孙不肖，再多的钱财给他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他认为留给子孙钱财，不如留下书籍，“为父兄者，早为储蓄，俾知开卷有益之故”，作为父兄的人，应该早早储蓄书籍，使子弟知道“开卷有益”的道理。至于该篇中其它内容如“勿贪不义之利”“勿受来历不明之物”“勿争虚体面”“婚嫁宜量力”等等，于今也都很有启发意义。
卷四《应世》，教育后代如何为人处世。汪辉祖告诫“失意人当礼遇”，有此体会，与其自身经验相关。他在家训中自述十四、五岁的时候，没有了父亲，孤苦无依，相貌丑陋，家中的困难也很多，幸好得到族姑父的欣赏，说他“孺子不凡”，让他有了被知遇的感觉，从此奋发努力。汪辉祖又说 “与人共事不可不慎”，要注重细节，“事无大小，粗疏必误”，一件事情到了手里，就应该从始至终，谨慎考量，统筹全局。又说，要不怕吃亏，“俗以‘忠厚’两字为‘无用’之别名，非达话也”，常人都说“忠厚”就是无用，这话不对。如果一个人面对损人利己之事，能做而不肯做，这就是忠厚。“能学吃亏充之，即是圣贤克己工夫。”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宁吃亏”，存忠厚之心，方能家族发展绵长，不致衰败。
卷五《蕃后》，阐述家庭教育之道。汪辉祖主张教育“应始于孩提”，应使子女“习劳”、“知物力之艰难”，当孩子有了智慧的时候，就应该教他们要珍惜幸福，为他们讲解一件衣、一粒食的来历，让他们知道物产来之不易；为人方面，要子女“勿游手好闲”、“勿慕读书虚名”、“勿自矜”、“勿自是”；在德才关系上，强调德重于才，“穷达皆以操行为上”、“得志当思种德”、“须学为端人”，做正直的人，宁可正直，不要圆滑；治学方面，提倡读书要经世致用，要通解人情事理，懂得引用经典之籍来做事情，否则，“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诗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细品《双节堂庸训》，许多道理都十分深刻，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家训中，如“圣贤实可学而至”的励学思想、“作事须专”的人生态度以及“临财须清白”的廉洁品性等等，在今天仍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