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中医临床医生，总想在自己的手中创造最好的疗效，而临床的疗效决定于辨证论治与遣方用药水平的高低，临床的诀窍，必须紧扣这两点。
什么是辨证论治？我思考了很多年，冒昧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是中医处理人体疾病信息的方法。”这与书本上的说法可能大相径庭，但我的目的是要让现代人能听懂。人只要活着，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发出信息，有病的时候，就会感到痛苦、不适，面色、神情、体征、舌象、脉象都会发生改变。中医靠望闻问切收集体内发出的各种疾病信息，然后加以归纳分析，上升到证。证是从众多表象中抽象出来的高级思维层次，是为了判断疾病的性质属于阴、还是属于阳，属于寒、还是属于热，属于虚、还是属于实，在表、还是在里，等等。辨证清楚了以后，就是论治，或者扎针，或者服药，也就是向体内输入信息，如果判断、治疗得当，收集与输入的信息吻合，就有了疗效。要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重视四诊合参，综合分析。
望闻问切，是中医收集人体生命和疾病信息的主要方法，而且是根据收集信息的先后层次安排的。病人来了，第一印象是通过望诊实现的，望面色，望形态，望神情，望舌等。患者内有湿热、阴虚阳亢、气血紊乱、阳气不足、精神焦虑等情况，通过望诊，首先就能凭直觉收集到几分信息。
闻诊，主要是听病人的主诉，要耐心地听完，边听边分析，从病人的倾诉中，了解病史，抓到疾病的主症。
问诊，是确定主症后，围绕着表里、寒热、虚实几个要素，有目的地问，要问得简洁、切中要害，边问边归纳，上升到证。问得好，证可能就基本确定了。然后是切脉，望舌，加以最后的确诊。
脉诊，在教材上讲得很玄，学生也看得很神秘。坦率地说，我大致上相信脉，但不完全相信脉。因为中医是复杂科学，符合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因此，要强调四诊相参，要综合分析。
“认证无差”是善于归纳的结果，而不是单靠切脉。脉书上讲，五脏六腑在两手寸关尺分配，有严格的定位，每一个部位出现什么脉，即主什么病，这可靠吗？不能完全相信。完全符合就是“测得准”，这不是中医，而是西医。现在的脉学教材讲，右手尺部“主命门、三焦”，命门与三焦，这两个概念，到底是指什么，至今为止还有争论，依我看，还不如最早的脉学著作《脉经》中提出的右手尺部主“肾与子户”，即泌尿系统与生殖功能，来得痛快些，接近事实些。
像这样有争论的东西怎么定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脉诊所了解的信息，只能定性，而不能严格地定位、定量，即可以大致了解疾病的寒热虚实，而无法准确地判断何脏何腑发生了什么病变。一摸脉就断病如神，个个病都准，比CT还准，那不是中医，我怀疑那是骗子，至少是巫医。
当然，一个精于望诊、脉诊的有经验的中医，不待病人开口，大多也能说准几分，这不足为奇。诚实的医生，是要把患者的主诉听完，把全部情况综合分析以后，才加以判断，解说给病人听；而某些沾染了江湖习气的医生，则故弄玄虚，以偏概全，利用一般人把中医看得很神秘的特点，意图在心理上先征服病人，而后提出非分的要求，借以成倍提高自己的收入。这种巫医之风在历史上可谓长矣，古今中外都有，只要还有治不好的病，永远难以消除。学中医的人应当心中有数，不应当推波助澜，更不应当争相效尤。
又比如：诊断学教材上的24种脉或27种脉，在一般情况下，临床所看到的大约只有十几种。当疾病处在进行期、急性期、发热期时，脉的波动大些，紧、促、滑、洪等脉屡屡可以见到；慢性病，哪怕是重病，在相对静止期，脉的变化则不大。情绪紧张时，脉出现波动；情绪平和时，重病甚至可能出现平脉。
例如：脉搏讲究“和缓从容”，但我去年见到一个患晚期胰腺癌的老太太，从得病起，到死前最后一天，脉象始终和缓从容。刚开始我还敢对家属讲，老太太可能要拖一段时间，到最后，我根据各方面的综合考察，告诉家属，老太太将不久于人世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她有一个好的心态，能从容对待死亡，认为自己80多岁了，活得够本了。
相反，治疗一个怀疑自己得了红斑狼疮的病人，诊其脉促，有歇止，化验结果出来不是红斑狼疮，再诊时，脉就缓和了。有的医案记载三部九候与病证丝丝入扣，这是不可全信的，多半是医生将四诊合参的结果都归结到脉诊上，以此炫耀脉的神奇，真正的临床医生是不屑为之的。
古人经常强调要“四诊合参”，我是个医史研究者，翻遍古代医书，从来没有任何一本古代医书、任何一个古代医生说是完全可以凭脉诊病。古人还提出：脉有活看法、对看法、反看法，病进脉退，病退脉进等，就是告诫我们要灵活对待脉诊。
伯父曾多次告诫我：“证之有假辨于脉，脉之有假辨于舌。”近年来，通过治疗各种急慢性炎症的经验所得，我还可以补充一条：“舌之有假辨于咽。”因为靠四诊收集患者身体信息的时候，往往可能收集到的信息不准确，是假象。例如：闻诊主要是听患者的主诉，患者可能由于年龄大、文化水平低、得病时间长等原因的局限，而表达不清或不准，因而“证之有假”，这时，需要通过切脉来辨别。
切脉固然可以排除客观因素的干扰，如患者主诉不清，但脉是看不到形象的东西，没有客观指标衡定，只能主观去体会，这就难免出错，因而“脉之有假”，这时，可以通过舌诊来鉴别。
舌诊既客观，又直观，可以看到形象、色泽，应该是准确无疑的，但也有假象，例如，长期有烟酒嗜好的人，舌苔总是黄腻的；饭前与饭后，舌苔可能有厚薄的不同；有些严重的患者，例如癌症晚期，舌苔也可能没有明显的异常。因而“舌之有假”，这时，可以通过望咽喉来进一步鉴别。
咽喉为“至阴之地”，对于阴虚、阳虚、实火、虚火、真寒假热、真热假寒证的鉴别，确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咽喉红肿，为有实火；红而干瘦，为阴虚；不红不肿，为阳虚；咽喉剧痛而不红不肿，为真寒假热，咽喉红肿疼痛却全身表现为寒证，则为真热假寒等。但咽喉望诊也有局限性，并且可能出现假象。
由此可见，中医四诊中的每一种方法，是既可靠，又非绝对可靠，既可凭，又非绝对可凭。医生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四诊合参，综合思维，排除证候中的假象，确定疾病的本质，而决不拘泥于一诊所得，一孔之见。这就是本色的中医，是最不容易学到的，关键在于要有建立一种把一切都看成是“活的”观念，这与西医看重客观指标有本质的不同。
第二，注重时令季节气候的变化。
中医与西医在诊断疾病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医十分注重气候、季节变动甚至时辰因素对身体的影响。忽略了这一点，要吃大亏，懂得这一点，对于很多病可以处变不惊，胸有成竹。下面以四季气候变化分明的湖南为例：
春天潮湿，气温逐渐上升，或气候变化无常，肝病患者、结石病人、腰腿疼痛的病人症状往往加重，祛湿为第一要务。内湿较重而又阳气不足的人，往往出现纳呆、胸闷、头晕、肢体酸重等，到医院检查往往查不出什么病，这是一种发病前的状态，不要当作大病，也不要等到疾病发作了才治疗，吃几包“藿香正气丸”即可能解决问题。
夏天气候又热又湿，体质弱的人，往往疲乏无力，胃口不佳，口渴，小便黄短，甚至发低烧，到医院同样查不出什么毛病。这是湿热内蕴，阻碍脾胃，耗气伤阴所致，轻则几包“六一散”，重则几剂“清暑益气汤”。
秋季天气干燥，很多年轻人流鼻血，大惊失色，跑到医院做检查，查不出什么大毛病，中药开一两味白茅根、栀子炭等煎服就好。有的年轻人大把脱头发，焦虑万分，我总是笑曰：“鸟到这个季节都要换毛，你掉几根头发算什么，这是自然现象，过了这个季节还掉，再来找我。”过了秋天，果然不再掉头发，又长新的了。
有的疾病每到节气交替时复发或加重，如哮喘、风湿病；有的疾病每到固定的时辰发作，如五更泄泻、子时发热、酉时腹痛等，必须因时施治。
所有这些，要么属于自然或生理现象，要么属于亚健康状态，要么属于小毛病，要么属于疾病的某种特殊规律。气候、季节的变动经常在大病、顽疾、慢性病的治疗过程中发挥影响，使医生的思维受到迷惑，而掌握了中医“天人相应”的观点，就可以举重若轻、从容自如地处理了。
第三，用好用活方剂。
在遣方用药方面，我始终认为方剂是中医学术的核心。历代医家治病的精华，都蕴含在方剂之中，掌握用方的技巧，是中医临床的诀窍。对应于每一个疾病，有通方、对方、组方、验方几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心里要有底。
其一是“通方”。即通用方，很多病都可以用一个方子通治，再根据病情特点适当加减。
例如咳嗽，止嗽散就是很多医生喜用的通方，这首方可发可收。肺气郁闭，加麻黄、杏仁；内热郁闭，加黄芩、桑皮；咳嗽有痰，加浙贝或川贝；咳久伤阴，加沙参等。本方的创制者程钟龄自己还列举了许多加减法，使用起来，进退自如。
又如，妇科病有两首名方——逍遥散、四物汤，用得好，用得灵活，往往可以驾简驭繁，通治各种妇科病。清代的傅青主先生号称“妇科圣手”，所创制的几十首方剂治疗妇科病有奇效，但看来看去，大部分是从上述两首方子化出，只是加减变化，竟至炉火纯青的地步了。许多老中医的不传之秘是：对很多病都掌握了一首通用方，或者用一首方通治很多病。这是一种简洁明了的思维方法，很实用，特别是在初诊的时候，作为投石问路，是一种好方法。
其二是“对方”。即药性相对立的两个方剂。有些病在辨证方面，明显地呈现对立的倾向，如非寒即热，非阴即阳，非虚即实，非表即里等。
例如颈椎病，可以分属寒、热两大类，属寒，用葛根汤，我加苍术、附子、羌活、威灵仙；属热，用益气聪明汤，加木瓜、苡米、枣皮、石斛等。又如痈疽毒疮，王洪绪在《外科证治全生集》中指出：不必将其弄得太复杂，可以分为阴阳二证。阳证，用西黄丸；阴证，用阳和汤，临床确实有疗效。
如果辨证似乎明确而又用之不效，说明被假象所迷惑，在二诊转方时，就要考虑到治其对立面，或者进一步考虑到可能有第三方面：或寒热错杂，或虚实夹杂，或表里同病。
其三是“组方”。即要有三首以上的一组方剂，才能把握住一个病的所有方面。一般这种病的病机比较复杂，用简单的思维方法达不到治愈的目标。
还是举咳嗽的例子，咳嗽有时并不容易治愈，倘若用通用方止嗽散不效后，就要深入一步思考了。外感风寒，可用杏苏饮，风重而咽痒，改用金沸草散。外感风热，可用桑菊饮，风重咽痒，改用桑杏汤加蝉蜕、僵蚕。外寒内饮，用小青龙汤。痰咳用二陈汤合三子养亲汤，兼虚，改用金水六君煎，兼热，改用清气化痰丸，兼虚寒，改用阳和汤。劳咳，用月华丸或百合固金汤等。
这个“组方”就牵涉到五个证型十首方剂。这当然是比较复杂的，但一个临床医生，不论自己有没有治疗过，事先对每个病都必须全局在胸，了解可能出现的情况，明白可能出现的转归，到时才能指挥若定。
其四是“验方”。平常要多收集一些单方、验方、食疗方，可补充辨证论治的不足。患者吃药总是有心理负担的，配合一些单方、验方，特别是食疗方，病人非常乐意。例如：治疗干咳，我常配合观音应梦散；治疗子宫肌瘤，配合雪羹汤；治疗冠心病，配合黑芝麻金橘饼；治疗腰痛，配合路边荆炒公鸡等，既有效又好吃。患者也愿意积极配合。
提到食疗，记得前两年我在香港授课，认识了老中医陈益石、林丽华夫妇。陈先生是潮汕著名老中医陈映山的儿子，除了继承各种家传效验的丸散膏丹，灵活运用于临床，治病疗效好，深受患者欢迎之外，他又根据现代人的需求，提出“一病一食疗方”的口号。在香港渔人码头设点进行具体实践，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理念，对于发挥中医的优势，宣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应该有积极作用。
以上从三个方面谈到了学习中医临床的诀窍，这看似是诀窍，但绝不是捷径，是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与长期的积累才能做到的。
学好中医临床，掌握诀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树立高尚的医德。由于中医诊断疾病，全靠望闻问切，不借助任何仪器，因此在临证看病时，一定要聚精会神，细心收集患者体内发出的信息，认真揣摩外在因素对患者机体的感应，才能“认证无差”。
遣方用药时，一定要尽量吸取古今名医的成法成方、成功的经验，不能胸无点墨，随意凑方，单凭自己的经验用事。同时掌握一些食疗、食补、养生、保健的方法，引导患者积极配合，才能取得满意的疗效。平时要多读书，多积累，治病后要多思考，多总结，带着一个充满信息、有准备的头脑上临床，才能够不辜负患者的期盼。
医生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特别是一个中医临床医生，风险比西医更大。因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全由一人经手与承担，患者的生死安危，全系医者的一闪念之间。为了救人于危难，既要有敢于担风险、治大病的勇气，在遣方用药时，又必须小心谨慎，考虑周全，步履稳健。正如唐代著名临床家孙思邈(581—682)所概括的：“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关键在于医生要有高尚的医德，把治病救人看做是一种使命，作为一种人生的追求，而不是看成一种金钱交易。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的序言中告诫医者：“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愈之，德逾于此。”他一辈子都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每一个学中医的人都应当以这位传颂千古、享誉中外的前辈为表率，高度重视医德，大力发扬医德，把挽救患者的生命看得比金钱更重要，把献身中医事业看得比追求名利更重要，以自己的情操和终生不懈的敬业精神，紧紧守住人类良知和社会文明的这条底线。